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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银行监管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_银行管理论文 加强银行监管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_银行管理论文 不容否认，自人民银行单独行使央行职能以来，我国银行监管取得了明显成效：监管目标在逐步明确，监管资源在逐步增加，监管权威在逐步树立，监管盲区在逐步消除，监管制度在逐步完善，监管技术在逐步改良，监管能力在逐步提高。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当前银行监管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加以改进。 　　一、当前银行监管的基本态势 　　1、重行为监管，审慎监管不足。银行监管的范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审慎性监管，也就是要确保银行体系的安全和银行机构的稳健经营；二是经营行为监管，也就是通过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保障消费者（银行的所有客户，特别是存款人）权益。由于进行审慎性监管所需技术的难度与经营行为监管所需技术的难度相比相对较高，监管成效的反应时滞也相对较长，因此监管者存在行为监管偏好，即使行为监管严重消耗监管资源也在所不惜，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重行为监管、轻审慎监管的误区。 　　2、重运行监管，准入监管不足。根据商业银行的生命周期，银行监管可以分为市场准入监管、市场运作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等三个阶段。按照现行监管组织制度安排，商业银行市场准入（高管人员及业务的市场准入）的监管基本上集中于银行管理司（处）负责，但由于监管资源（人力资源及制度资源等）具有稀缺性特征，现行监管制度安排导致市场准入监管资源相对不足，特别是对高管人员的监管只能注重学历、资历的静态监管，往往难以对高管人员能力、道德水平进行全方位的动态监管。目前对于商业银行市场运作的监管则集中了相当的监管资源，在大区分行设有工、农、中、建、股份制、城市商业银行等6个监管部门，十分明显地存在重运作监管轻准入监管的偏好。个别大区分行为加强对高管人员的动态监管，不得不将属于市场准入监管的任务分解到现场监管处室，让人产生“分工不明、职责不清”的错觉。 　　3、重合规监管，风险监管不足。在我国，无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银行，其产权结构中的主导者要么是中央政府，要么是地方政府，中央或地方政府是商业银行丧失流动清偿能力或资本清偿能力的最终风险承担者，只要政府支持就无风险可言，在这样一种既定前提下，作为监管者在理论上已经丧失了风险监管的激励约束机制，合规监管也就自然成为银行监管的“重中之重”了。 　　4、重现场监管，非现场监管不足。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始终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商业银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不可能将自己的市场运作信全面真实地传递到人民银行的监管部门，作为监管部门也难以完全相信商业银行报送的各种业务运作信息（数据），因为监管者不知道商业银行的风险内控能力有多高，不知道商业银行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履行和遵守监管规则，不知道商业银行的剩余风险有多少，希望通过现场检查掌握真实和全面信息，真实性检查就是明证。正因为如此，现行监管理念和行动都是以现场监管为主，非现场监管为辅，在监管资源的配置上也是向现场监管倾斜。 　　5、重外部监管，自律监管不足。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只是一种外在力量（外因），商业银行内部的自律性管理才是内在力量（内因），从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来看，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美国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水平应当说是比较高的，但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最大的25家银行利润平均下降13%，200家大银行中35家存在严重问题，全美商业银行中有1000家被列入“有问题银行”名单。看来，银行外部监管不是万能的，商业银行内部的自律性监管才是决定因素。我国的银行监管走入了误区，重视对商业银行的外部监管，即重视商业银行经营结果的监管，如不良资产及盈利状况的真实性检查，而很少从制度层面上对商业银行的内控制度、风险管理、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全方位评估和动态监管，很少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帮助商业银行提高风险控制能力。 　　6、重严查重处，促进发展不足。在我国，一谈银行监管，就是严查重处，搞了多少次现场检查，处理了多少高级管理人员，不可否认其必要性，但从来没有谈及到如何为商业银行的稳健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商业银行发展的动力来自金融创新，但是来自于银行监管的滞后约束和过度监管，导致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乏力：过于严厉的合规性监管因为法律规章相对滞后而压制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主观能动性，较为严重的金融管理扼制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金融监管好比“生产关系”，金融创新好比“生产力”，现在是“生产关系”难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水平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国家中间业务收入在银行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已普遍超过25%，而我国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在其全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在1%-5%之间；我国M[，2]/GDP比率高于美英等国，是因为我国金融创新落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