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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理论分析_银行管理论文 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理论分析_银行管理论文 加入WTO后，我国金融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一同构成我国金融系统，中外银行间的竞争将更加直接、激烈。而我国商业银行综合竞争力指标与欧美银行间相差悬殊，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悖论。制度选择瓶颈、产权归属缺陷、激励机制扭曲是抑制其市场竞争能力提升的根本原因。 　　一、规模经济悖论 　　徐传谌、郑贵廷和齐树天（2002）运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分析了1994—2000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几乎都存在着规模不经济，而其他新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存在规模经济，但其幅度越来越小；于良春、高波（2003）利用生存竞争法和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对中国银行业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规模经济在中国银行业中的确存在，但国有商业银行呈现一种规模不经济状态。张健华（2003）利用DEA方法研究了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指出我国商业银行并不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现象，四大国有银行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减区间。因此，从国内学者对中国金融业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国有商业银行的获利能力与其集中度是不相匹配的，即中国金融市场银行业的集中度、市场份额与绩效联系不紧密（甚至可以被认为是负相关）或者说事实上存在着规模不经济。而根据Smirlock（1985）、Evanoff和Fortier（1988）等人的研究，美国银行业市场份额与赢利性之间一般均存在正相关关系；欧洲银行业研究也显示市场集中度对银行赢利具有正效应。但是国内学者对于中国金融业分析所得结论，则不尽相同：一是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讲，集中率很高，但利润指标却很低；二是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来讲，则是集中度较高，利润率也较高。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体制所致。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民银行，成立时已经拥有相当大的规模和近乎100％的市场份额。国有商业银行按照所服务的行业进行专业分工、业务条块分割，几乎不存在竞争，很容易扩散规模。长期以来资金是我国最为短缺的生产要素，国有商业银行有责任尽可能多地吸收储蓄资金投入到国民经济各部门中，以促进经济增长。加之中央银行制定的利率和信贷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银行规模的扩张，使得国有商业银行走上了一条重数量扩张、轻经济效益的发展道路。因此，我国银行业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并不是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而是具有很强的历史背景和政策因素；国有商业银行的巨大规模也并非由规模收益长期积累转化而来，这样大的银行规模也就不意味着更高的利润指标回报。更为严峻的是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着扶持亏损企业、维持社会安定等许多一经放贷就会成为呆账、坏账的政策性贷款，再加银行90％放贷给国有企业的贷款也因国企效益低下，大量银行贷款变为不良贷款，致使国有银行盈利能力不强，经营业绩指标有违背产业组织理论中因果关系的假设倾向。另一方面也恰恰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刺激了很多不规范的行为，使得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遭到损坏，造成我国银行业的绩效长期得不到实质性的提高，以至中国金融业存在着规模经济悖论，最终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 　　二、产权归属缺陷 　　在我国金融市场上，由于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国家财政在产权归属性上的三位一体，即其终结产权皆归属于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并没有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相对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有产权经营管理体制，使得国有产权的经营管理呈现出风险的“软约束”。因此，国有企业及国有银行则可以将其在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通过种种途径转嫁给终结产权所有者——中央政府。也就是说，国有产权属性弱化了国有企业信贷融资时信息不对称风险，国有企业产权的特殊归属性必然决定其信贷需求的强烈性、迫切性和非经济理性，同时国有银行在信贷资金供给时也会因国有企业产权的特殊归属性而无需过多考虑国有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尽可能地满足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的信贷需求。这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即因信息不对称问题所造成的国有银行信贷资金风险最终会由终极产权所有者——中央政府承担与化解。这种风险转移与化解可以从中国目前所实施的国有企业破产制度和企业的“债转股”等政策措施窥见一斑。同样，国有银行产权的特殊归属性也同样决定了国有银行自身必然存在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种信息不对称问题主要表现在国有银行没有按风险与收益原则来甄别信贷对象，且银行监管机制不健全，使得国有银行信贷资金风险增大，不良资产的比例过高。相反，对于充满活力、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同时又存在巨大金融缺口的非国有企业信贷需求，由于产权归属性的不同，国有银行不能名正言顺地、顺利地将其信贷风险转嫁给中央政府，信贷业务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增加（如中国现行的法规就规定，对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呆坏账不能核销），国有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