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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的论文 继的论文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天津隆重召开，这是我国科学学界的一件大事、一件盛事、一件喜事。１３０余位理事和特约代表，不远千里从祖国各地走到一起，欢聚切磋，共商学科发展大计。这次盛会充分显示，我国科学学事业的天空中，可谓群星璀璨，人杰济济，预示着我们这项事业必定会更加兴旺发达。 刚才，我们研究会名誉理事长龚育之教授说，我们中国的科学学研究，乃是与改革开放同寿。这也就是说，我们科学学是在改革开放后科学的春天里诞生，在改革开放奔涌的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我们能有今天的盛况，我想，同志们都会感到，这是很不容易的。《红楼梦》里贾元春诗云：“二十年来辨是非”。大凡中国的事情都有这么一条理，是“是”还是“非”，差不多要看２０年。我们科学学也是这样，经历了近２０年的风风雨雨，为改革开放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才在中国的科学殿堂里赢得了自己的席位，才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这说明只要为人民做点好事，把自己的事业融到振兴中华的大潮中去，我们的事业才有出息。少做事，不做事，那只有“非”，没有“是”了。我想，科学学、软科学、管理科学的进步首先应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路线，归功于前两届理事长和理事会的正确领导。因此，当我们第三届理事会成立并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建议，同志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我们已经近２０年的奋斗。我们新一届理事会的责任是：继往开来，积极进取，努力开拓科学学研究与发展的新局面。 　　　　一、世界科学学６０年：回首为了向前 众所周知，２０世纪是科学开始全面发展、繁荣的“科学世纪”。［①］在这个世纪里，科学以其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社会功能——一方面是“普遍造福于人类”“构成了社会进步的主要基础”，另一方面，有人又把本世纪两次给人类带来巨大破坏的世界大战为代表的“所有这些祸害和不协调现象全都归咎于科学”［②］——迫使人们对科学本身进行深化认识和深刻反思。而在上一个世纪，即在１９世纪，是“很少有人去考虑科学的社会功能”的问题的，因为那时，“即使对科学家自己来说，这也会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几乎没有意义的问题，对于行政官员或普通公民来说，更是如此。”［③］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本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对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反思运动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助产婆的作用。是来自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冲击”［④］，使西方科学家“第一次真正地发现了西欧存在了半个世纪却无人加以赏识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并认识到，“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科学，可以而且正在为理解科学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提供多么丰富的新概念和新观点。”［⑤］在这次包括李约瑟在内的一批西方进步自然科学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中，旗手就是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贝尔纳（j·d·bernal，１９０１－１９７１），他在１９３９年发表了传世名作《科学的社会功能》，标志着科学学这门新生学科的诞生。同是在东方“马克思主义冲击”下，美国的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merton，１９１０－）于１９３５年发表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著名博士论文，开创了关于科学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研究。［⑥］ 在４０—６０年代初，科学学的研究转向科学发展的速度问题，即所谓的科学的定量研究。美国科学史家普赖斯（derek de solla price，１９２２－１９８３）关于科学发展指数规律的发现和“小科学”“大科学”“科学引文网络”等概念的提出，基本上奠定了科学学的核心分支学科——科学计量学的诞生。现在，国际学术界称普赖斯是“科学计量学之父”，其原因亦在这里。［⑦］对科学计量学同样很有贡献的是前苏联的已故知名科学学家多勃罗夫和至今健在的纳利莫夫，两者还是科学计量学这一术语的提出者（１９６９）。对科学计量学也做出很大贡献的还有一位，就是美国著名情报科学家加菲尔德（e·garfield），赖以他创立的举世无双的巨大的《科学引文索引》（ｓｃｉ）数据库，使科学计量学得以突破窄小的园地，遍及世界，并得到国际科学界的肯定和承认，使得本来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和技术计量学，虽然分歧尚存，但正在变成科学学领域的一门日趋统一的子学科。之后，即６０年代，科学学的另一个成就表现在科学哲学方面，其代表作是美国科学史家库恩所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⑧］，再者就是提出并开始了科研效率和科学政策的研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大科学在各国的兴起，政府出面规划和投资科学，就不得不考虑科学的投入产出等问题，即科学经济学和科学政策研究。在贝尔纳晚年，他依然十分关心科学学的发展问题，在１９６５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说，我现在最关心的是科学中依然有一块地方是空白的，这就是研究科学过程自身。他接着说，科学已是一项人类的重要活动，需要社会学家和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