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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论文 论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论文 摘 要：本文从阐述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特征入手，剖析其在当下社会所面临的困境，探讨法治精神与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楔合之可能性，并从理论层面上探讨了从 “德主刑辅”政治文化向“德法并重”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传统德治政治文化 法治精神 创造性转化 自从伽达默尔提出关于传统的多元历史性和创造性转化的理论以来（ gadamer,1975），伴随着西方现代性思潮剧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现实情境的展开，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问题。正如汪丁丁所指出的：我们没有办法摆脱我们各自的已经“消解”的传统（生物的、社会的、与个人的），传统是不能被消解的，它只可以转化。[1]不管你是否承认，我们似乎已经“消解”的传统德治政治文化一直存在着，且作为“集体下意识”内化入民族深层心理结构，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发展。 江泽民同志今年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2]传统德治政治文化如何与标志现代性的法治精神相融合？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对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有一个仔细的梳理和反思。 一、传统德治政治文化及其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延绵二千多年，传统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王权基础上，通过礼仪规范而施行的德治传统。集中体现为儒家的治政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3] 。应当指出，传统德治政治文化中的德并非仅指“政治道德”，而是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道德修养，即儒家的“圣王”理想。它要求为政者事君如父、爱民如子、清正廉明、尊贤敬教、谦虚谨慎、光明磊落、先天下之忧而忧等品德。政道合一，伦理道德成为政治价值评价标准，完美的道德修养是从政者至关重要的条件。如唐太宗在警戒他的儿子们时曾说：“桀纣虽为天子，今若相唤桀纣，人必大怒。彦回，闵子骞，郭林宗，黄叔度，虽是布衣，今若相唤赞道类此四贤，人必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贵者唯在德行，何必论荣贵。” [4]可见道德之重要性。虽然，传统德治政治文化中也有法制思想的存在，如孔子在《论语》结尾处指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这与罪刑法定思想、法治思想相去不远，但从总体上说，在“德”、“法”关系上，儒家主张“德主刑辅”。儒家并不否定法的存在，但认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德，有耻且格。” [5]，法律治表不治本，诛恶不劝善，所以儒家提出“礼”这个层次更高的类制度化的道德要求。“法”成为“德”的辅助工具。在儒家德治政治文化的德法关系上，大木雅夫的剖析颇为公允：儒家主张明君贤相之说，其基调是人格主义，但由于明君贤相不可能连接出现，为使平庸的执政者、执政官也能公正地施政和司法，儒家因此也强调完善法制以及把法作为信赏必罚的公正政治的基础。[6] 中国传统的“德主刑辅”德治政治文化与英、美国家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法治、立宪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相比，其主要特征可概括为：（1）高调的政治道德传统（2）自律本位的政治文化（3）家长本位的政治文化。 （1）高调的政治道德传统。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有着浓厚的人性可至善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内圣外王”传统文化影响之下，人们要求为官者具有完美的品德，要求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认为“政治是高尚的事情，参与政治是人具有良好品行的体现” [7]，所谓“学而优则仕”。这与西人的 “原罪”观和自马基雅维里以来认为政治是争夺、维护权力、利益的思想大相径庭。 （2）自律本位的政治文化。在传统的“德主刑辅”的德治政治文化中，政治约束主要途径是，倡导为官者提高自身修养和遵循类制度化的礼仪规范。这种自律本位政治文化一直存在于国民的政治价值评判意识之中，表现在国人几千年来的“期盼清官情结”及对“他律”政治——宪政——的失望、疏离和无知。 （3）家长本位的政治文化。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由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而及天下。得“德”之人先志在齐家，是一家之主；治国，是一国之主；平天下，则是天下之主。中国传统的礼制秩序或伦理角色定位系统保障着这种家长本位政治文化的推行和延续。当下，它表现为“权威主义”、“一言堂”、“百管干部”；表现为从政者对下要求绝对服从，对上则具有天然依附心理。 二、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的历史评价 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是在小农自然经济方式、宗法族制的社会构造及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儒家学说基础上形成的。在传统的、较为封闭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