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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传统与科学精神 我们把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分别视作两种文化精神的核心。我们这里提出的中国的人文传统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人文主义及启蒙主义的人道精神并不是一回事。西方的人道主义是在反抗中世纪神权文化的过程中兴起的思潮，它的要义是把长期处在“神权”统治之下的人的地位提升到神与自然之上的中心位置，强调人性，人的主体价值和人权，平等等个人价值。西方人道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肯定人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从而鼓励人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这就为西方以认识和利用自然为宗旨的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原动力。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在20世纪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为它的后果是被破坏的自然秩序对人无情的报复。而我们说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则是指中国全部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都是围绕着人的社会存在而建立起来的，它不刻意于宗教与神灵的寄托，也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而是专注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与道德人格的完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关注人类社会，致力于讨论人格塑造，人的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人文学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哦了一套迥异于西方科学文化的独特的伦理文化。 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与道德价值 中国文化较之世界其他文化更早得摆脱了神的权威的控制。人类精神文化以宗教为开端，这是当今一般学者的共识，而宗教的基本功能是通过对超自然的神灵的顶礼膜拜与狂热信仰助人解脱现实的痛苦和对世界的迷惑。但中国自周代始就出现了“重民轻神”的思想。摆脱了神的威慑与统治以后，靠什么来支撑人们的精神信念，维系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呢？这便是以礼乐教化为中心的道德理性，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最根本的体现。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认识，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这是中国人文传统的又一重要表征。 以科学为中心的西方文化 中国人重仁，西方人重智。 ——康有为 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所创造的科学。但是希腊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源于实用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加以理论的升华和系统总结，建立了分类明确的科学学科体系，为后来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理性精神，客观态度，探求真理的执着。 我们把理性精神即所谓的“阿波罗精神“看做西方精神的核心。它表现为承认客观自然世界的可认知性，在各个领域中对形式逻辑的推论和证明法则的普遍遵从，在科学及学术活动中对概念，范畴的建立和理论抽象的偏好，对真理的虔诚信念，以及在日常行为方式中的工具合理性原则。 科学精神还表现在对待事物的客观态度上。西方人为实现驾驭自然的目的，强调尊重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这在科学研究中则表现为注重实验与实证。 法国学者保尔·阿萨尔曾在《欧洲意识危机》中精辟得总结道：“什么事欧洲？欧洲是一种永不满足的思想。它不怜悯自己，它无休止地追求两种东西：一是幸福，另一个对它来说非常必要，非常宝贵，这就是真理。它刚刚找到似乎适应这双重要求的一种状态，它便发现，它知道它还很像无把握获得，只有临时和相对。于是它又开始了使它光荣而痛苦的绝望的追求。” 群体认同与个人本位 西方文化强调人作为有理智，尊严和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的地位，要求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中国文化则主要把人理解为类的存在物，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仅把人看做群体的一分子，是他所属社会关系的派生物，他的价值因群体而存在并借此体现。因而只有无条件地将自己的命运和利益都托付给所属的群体。 义务本位的群体原则 以家庭为基础单元的社会结构形式决定了中国人的社会存在首先依存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和宗族集团，他在这一切初始亲属集团中享有某种在集团之外无法得到的安全，连续和持久的地位，于是他被固定在这个关系网上，在这里满足自己的一切社会性需要，也履行各种必不可少的义务，并以一种内外有别的标准去理解和处理集团之内与外的不同事物。中国传统的群体认同原则的另一要素是要求每个人必须严格遵从并适应他在家庭关系网络乃至整个社会结构中被确定的身份和角色，不能有所逾越。 个人主义的自由与权利 与中国长期保持的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不同，西方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形成了农业，手工业，商业并重的经济结构，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都已十分发达。个体本位文化精神在伦理观赏的体现，是所谓“合理利己主义”的人际关系原则在西方社会得到较普遍的认同。这一原则的实质便是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每个人都坚定地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 中庸和平与崇力尚争 中国精神的“中”与“和” 何谓“中庸”，宋代理学家程颐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又进一步解释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可知，中庸的核心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