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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余士波 摘要：利用2003—2011年中国对28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的贸易联系有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劳动力工资水平影响不显著，经济增长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现阶段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区位选择，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一、引言 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2年8月30日联合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746.5亿美元，同比增长8.5%。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4 247.8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近2万亿美元。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和存量的4.4%和2%。按全球国家(地区)排名，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列第六位，存量居第13位。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大幅增加，如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4 000万美元左右增加至2009年的63亿美元，年均增幅高达57%，高于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39.5%的增速，这其中暗含着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战略资产价格缩水的预期。因此，考虑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不仅可以帮助企业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经济形势，而且对于防范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缓解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压力、平衡国际收支、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拓展“走出去”战略的深度及推进人民币汇率国际化等具有积极的作用。那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是什么？经济增长速度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企业如何利用金融危机后带来的跨国直接投资的机遇？这些都是现阶段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进一步研究，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揭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二、文献回顾 现有的文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的特点、影响因素、动因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研究显示，中国对外投资的参与主体主要是大公司(以销售额，资产或者市场占有率来衡量)，其中国有企业占了大部分。拥有更强的金融和无形资产资源的公司更可能通过跨国并购或者绿地投资参与国际竞争(Lau et al. 2010；Yiu et al. 2007)。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影响因素中，引力模型中市场规模和距离变量的作用得到了一致结论。中国ODI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正相关(Buckle，2007；程慧芳等，2004；蒋冠宏等，2012)，与东道国距离负相关(Buckle，2007；程慧芳等，2004；蒋冠宏等，2012)，劳动力成本影响不显著(项本武，2009；蒋冠宏，2012)。与东道国的贸易联系有助于ODI(Buckley，2007；徐雪等，2008；项本武，2009，)。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DI的影响具有副作用(Buckley，2007；Kolstad et al.，2012，李猛等，2011)，但是蒋冠宏等(2012)的研究没有发现制度因素具有显著作用。滞后一期FDI的自增强作用没有一致结论，一些学者研究结果显示滞后一期FDI具有自增强作用(Leonard et al.2000；徐雪等，2008)，项本武(2009)的研究却显示滞后一期的FDI对当期的FDI影响不显著。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包括自然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1)自然资源寻求型。为了获得和保证自然资源的供给，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中国ODI主要动机是自然资源寻求型(Taylor，2002)。最近，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原材料的大量需求，进一步促进了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Buckley，2008)。(2)战略资产寻求型。对战略资产的直接投资由开始的产品信息和经营知识发展到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当地市场知识的寻求，转向于对品牌和互补性资产的寻求，而金融类资产直接投资目的是在国外进行融资。对避税国(地区)，如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的直接投资，为国内投资者以国外投资者身份(从而享受优惠待遇)对中国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Taylo，r2002；Sauvant，2005)。(3)效率寻求型。效率寻求型是对已经存在的资源或市场导向型经营策略的重新组织，中国低价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等因素，效率寻求型动机不明显。但是随着近几年中国劳动力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