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研究综述WORD版.docVIP

[政治] “中国模式”研究综述 ◎ 陶绍兴 西方推行“华盛顿共识”并没有带来其预想的普遍的繁荣，却造成了东欧剧变、拉美债务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历史的终结”被终结，人们重新审视“华盛顿共识”，纷纷将目光投射到中国，转向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模式”。 一、从历史中读懂思想：“中国模式”的理论渊薮 “中国模式”的悄然兴起，成为西方学界“无法解释的新认知”，学术界纷纷开始探索“中国模式”的理论渊源，以期从历史中读懂思想，达到“鉴往而知来”的目的。 一般认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首先是由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5月在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提出的。之后，俞可平等国内学者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取代了“北京共识”。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质疑了这种说法：雷默绝不是提出“中国模式”的第一人，在1980年，Et本一桥大学石川滋等人曾在季刊《现代经济》多次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他们把20世纪7O年代的“毛泽东战略”称为“中国模式”。因此，准确地说，雷默只是“北京共识”的首创者。(秦宣：《“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前线》2010年第2期) 徐崇温教授通过研究发现，“中国模式”发轫于改革开放初期，“早在1980年5月，邓小平就提出‘中国的模式’的问题”。(徐崇温：《有关中国模式的若干问题》，《文汇报)2010年2月10日)他的观点在《邓小平文选》中得到证实，邓小平说：“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页) 二、正名与替代词的出现：“中国模式”的概念之争 面对热议中的“中国模式”，国内学界已经不满足于对“中国模式”的对策性与应用性的研究，他们意识到如果“中国模式”没有获得更深一层的哲学上的支撑，可能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有无“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合法性在哪里?学者们基于对“模式”和“中国模式”的不同理解，展开了对“中国模式”的追问，持赞同立场的一方主张为“中国模式”正名，秦宣从社会发展层面的角度提出，“模式”往往指前人积累的经验的抽象和升华，所以“从社会发展意义上说，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并不存在任何疑义”。(秦宣：《“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前线)2010年第2期)李君如和赵启正均不赞成直接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因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涵义，但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赵启正：《中国无意输出“模式”》，《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李君如：《慎提“中国模式”》，《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他们也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的融通，倾向于以“中国案例”或“中国特色”替代“中国模式”。 由上述可以看出，不管是为“中国模式”正名还是用替代词去替代“中国模式”，双方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有“中国模式”，双方的争论可以概括为“中国模式”是可能域中的“中国模式”还是现实域中“中国模式”。慎提“中国模式”表示目前的模式还是可能域中的“中国模式”，它尚在路上，需要在实践中完善，从而有待于提升为现实域中‘中国模式’。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俞可平的分析很富 有启发性：“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争论‘中国模式’的概念或名称，重要的是深入探究中国模式的要素、特征，分析这一模式的得失之道，尤其是记住我们从这种发展模式中应当吸取哪些教训”。(俞可平：《我对中国模式充满期待》，《社会科学报)2009—12—30)潘维更是一语道破：“问题在于谁归纳的‘模式’更精致，更有锯释力”。(潘维，玛雅：《共和国一甲子探讨中国模式》，《开放时代}2009 年第5期) 三、回应与期待：总结“中国模式”的意义 “中国模式”为我们同国际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尽管对“中国模式”的理解有偏差，但可以形成共识的是，“中国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产生的，也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概括。“中国模式”的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意味着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现了话语权的回归。新时期，要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高度，加强关于“中国模式”的总结与研究。“总结‘中国模式’是对中国重返世界强国舞台所做呼唤的一次回应。它标志着具有独立性、敢于向西方争取‘话语权’的‘中国学派’正在浮出水面。”(支振锋：《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综述— — 正在浮现的“中国模式”》，《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 同时，在“中国模式”受到广泛关注的背后，反映了国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殷切期待。任何一个大国、任何一个文明的崛起，一定要有一个有吸引力、有辐射力的思想作为基础，一定有一套成熟的制度作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