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管理权利的归属问题探悉(定稿).docVIP

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管理权力的重置问题研究 —— 一个国家法团主义视角 刘芬华 李华民 广东金融学院 华南金融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521 摘 要：政府基于国有金融制度的效用函数的修正以及中国加入WTO后的国际俱乐部规则的约束，促动了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管理制度的革命。尽管政府监管的天然不完备性为行业自治管理提供了的内生存在空间，但政府委托成为中国银行业的行业自治管理权诞生的起点逻辑，同样也是其成长的路径依赖，这别无选择，当然也无可奈何。正因为如此，国家法团主义为我们深入考察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管理权的结构变迁问题提供了一个社会转型的全方位视角。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政府体制改革的深入，一个由同业公会组织独立实施行业自治管理的中国银行业自发秩序还是可以期待的。 关键词：中国银行业；行业管理权；国家法团主义；行业自治管理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三纸公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银行业协会已从建设阶段步入常规运作轨道并悄然提速，也标志着行业自治管理成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更为深层的意义来讲，这必将引起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管理制度与结构的变迁。本文就企图从社会转型视角打理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管理权力的重置问题，并对于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管理制度的重新布局提出政策建议。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行业自治权是作为专业社团的行业协会组织所拥有并实施的维系行业秩序的权力，该种权力的建构与行业协会组织（专业社团）的发源紧密相关，因此要探讨行业自治权的制度安排及行业管理权力的结构变迁问题，就必须以专业社团的诞生作为问题分析的逻辑切入点。 大量文献考察行业管理制度的变迁问题，有专门文献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细腻综述（范省伟，2005）[]，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行业协会组织的发源乃至其制度变迁路径。陈宪和徐振中（1999）[]以及余晖等（2000）[]具有代表的理论文献探讨了自治性行业组织诞生与发展的制度动力，从体制内外以及法律授受角度归纳了行业自治组织的不同诞生模式；沈超衡（2003）[]和贾西津（2005）[]则基于（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的社会学理论，总结了中国转型时期的行业协会组织的发展模式，并针对行业协会管理体制适应市场领域的自我需求而提出了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刘芬华（2007）[]描述了行业自治制度的诞生及其效率机制的一般逻辑，而李华民（2007）[]则通过建构政府监管不完备性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刘芬华（2007）所描述的一般逻辑，把一个有关中国银行业的行业自律制度诞生及其效率机制的特殊逻辑展现在读者面前：政府监管的不完备性与政府淡出国家声誉的战略选择，在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背景中机缘巧合地成为中国银行业中行业自治制度诞生的初始条件。而中国银行业的行业自治制度的“逆市场自然演进状态”的诞生逻辑，规定了该行业中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国家法团主义状态，也由此决定了行业管理权力配置的制度格局。本文沿着李华民（2007）的有关中国银行业自治制度诞生的上述逻辑，在社会学视野中，选择国家法团主义视角，来透视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管理权力的重新配置需求及其最佳格局，并由此演绎出有关中国银行业自治制度及结构变迁的政策建议。 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行业管理权分置的大视野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最深刻的总体性变化，集中并突出体现在国家对经济与社会的控制程度上。转型前的中国，国家对经济与社会事务的介入，几乎挤出了政府范畴之外的任何经济和社会活动，全部资源由政府掌控，全部公共产品都由政府提供，“全部”的社会冲突也都只能在政府范畴内来解决（李华民，2007），以至于在转型前的中国所体现出来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极强国家”与“极弱社会”的状态，被学者化约为“全能国家主义（totalism, Walder，1986[]）”或者“全能社会（Total Society, 孙立平，1994）[]”。在国家主义时代，如果说存在同业公会的话，那些同业公会的存在状态，也被纳入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计划中，以国家公立机构身份而存在。在当时，政府并没有打算在政府之外为能够自主提供专业或者功能服务的民间组织圈定任何合法的活动空间。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国家对以政府渗透社会各个角落为特征的全能国家主义的放弃（邹傥，1994）[]，原在的全能国家主义格局开始改变，“准”公民社会正在生成并扩散[]。表现在经济领域，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权之向市场力量的空间转移；表现在社会管理领域，则是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权力向社会团体组织的让渡。转型时期的中国专业社团的出现，以及行业管理权力在国家与专业社团（同业公会）之间的重新配置，可以理解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一个具体体现。 但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的上述空间格局变化，并不意味着公民社团的自治权力来源于成员单位之间的契约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