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期末知识点串讲.docVIP

主流经济学在阐释经济模型时的基本特征是并不提及制度。舒尔茨（1968）甚至认为，这一“疏忽”积习难改。通过抽象将制度省略或删除掉，这是主流经济学研究经济增长的分析方法。它们将制度视为给定的外生变量，而且不会发生变迁，从而在经济分析中将制度排除在外。因此，主流经济学并不能揭示出制度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然而，作为制度主义经济分析，无论是老制度主义还是新制度主义都强调制度的重要意义，并重视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它们不仅着眼于一项特定的制度对经济效率和福利水平的影响，关心自然资源的产权配置，而且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模型的内生变量，揭示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新制度主义对主流经济学的扩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产权与资源配置产权理论所讨论的核心是外部性问题。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庇古首先将外部性引入新古典理论。他发现当外部性发生时，私人收益大于（小于）社会收益而私人成本小于（大于）社会成本，市场将失灵。庇古提出的应对之策是由政府进行干预，向制造损害（受损）的一方收税（或给予补贴），以恢复成本与收益的等边际条件，使外部性内在化。科斯对此提出了质疑。因为这样的应对之策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如果付出的成本不足以弥补由此获得的收益，那么对于社会就是不经济的。科斯认为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产权的界定和实施。产权是一组权利，是权利束，这从英文Property Rights中可以更直观地体会到。产权是人与人（或组织）之间的一组行为性关系。所谓行为性关系，就是说产权规定了人们的行为规范，人们之间在发生关系时必须遵守这些规范，不遵守者要负担由此产生的成本。在鲁宾逊的世界（资源不稀缺），产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根本不存在人与人的交往。然而在现实经济（特别是分工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不可或缺的了。德姆塞茨（1967）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更明确地讲，产权就是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各行为主体围绕财产而建立的权责利关系，它表明了一个人（或组织）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产权的功能在于向人们提供了将外部性内在化的激励。德姆塞茨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含义也正在于此。交易是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经济行为。作为经济学传统，交易被认为是所有权的让渡或交换，“经济学家们常把一组所有权作为论据，寻找解释决定这些产权的附着物的价格和数量的力量”（德姆塞茨，1967）。而在新制度主义看来，产权更应该被作为交易的基础或实质内容。在借贷资本家与职能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与农业资本家的交易中，前者所转让的并不是货币或土地的所有权，而是产权；后者可以使用并交纳利息或地租，但不可以据为己有。即使在所有权发生转让的商品交换中，购买者所关心的更多的是获得所有权之后的产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因为不能实现的所有权是没有意义的。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商品的交易实际上是附着于商品之上的产权的交易，商品的价格是产权的价格。在新制度主义产权理论看来，没有产权的价格理论是不完整的。产权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等，每项权利又是可以分解的。一座房屋可以居住也可以商用，这是使用权的分解。房屋可以自用也可以转让——出售或出租，这是转让权的分解。在出租的情况下，收益权又在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分解。产权内部各项权利的不同组合就构成了不同的产权结构。由此可见，产权往往是分割的，即对于一项财产有多个产权主体。阿尔钦曾指出，对于同一块土地，甲有权在上面种植小麦，乙同时拥有步行穿越它的权利，丙又被允许在上面倒垃圾，等等。产权的界定就是确定谁拥有权利束中的什么权利。这就使得产权本身可以进入市场，获得价格并进行交易。然而产权的界定和实施是需要成本的。一谈及外部性，人们马上会联想到污染。污染是外部性的典型代表，实际上外部性在现实经济中是普遍存在的。外部性的实质是由于不能实现对产权进行完全界定和充分实施，而使部分权利不能形成价格或处于“模糊状态”，成为任何人都可以占有而无需付费的“公共区域”。产权界定的程度与交易成本密切相关。之所以不能实现对产权的完全界定和充分实施，是因为这样做的成本太高以致于其结果是不经济的[1]。交易成本会导致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困难，进而导致定价和收费发生困难，并最终产生外部性。新制度主义的产权理论以产权的激励特征和经济行为的内在联系为研究方向或线索，对主流经济学加以了扩展，尤其是探讨了不同的产权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通过一个理想的模型，对传统处理有害行为的方式表示了异议。他认为，在涉及相互性的案例中，正确的思路不是简单地限制有责任者，而是取决于防止有害行为的收益是否大于由此带来的其他方面的损失。因此，产权的界定是十分重要的。在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