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循”与建安～景初之际曹魏政治哲学_8520152015934.docVIP

“因循”与建安～景初之际曹魏政治哲学 王晓毅 清华大学历史系 [摘要] 在汉魏之际“天命论”与“德主刑辅”观念动摇的时代背景下，曹魏官方政治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即所谓“名法”思潮兴起。其理论特点是：以黄老“因循”哲学为最高原则，德法术并用，“随时致宜”。它萌生于建安时期曹操丞相府的新兴知识群体——建安名士中，其理论建树主要是由第二代建安名士，在曹操、曹丕、曹叡祖孙三代相继执政的建安～景初之际完成，并对魏晋之际儒学、玄学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直接影响。 [关键词]： 因循 名法 儒教 曹魏 在汉代经学衰落与魏晋玄学兴起之间的曹魏前期，即曹操、曹丕、曹叡祖孙三代相继执政的建安～景初之际， “名法”思潮居于曹魏政治思想的主导地位，是勿庸置疑的。问题在于，对这一思潮的学派归属，学术界见仁见智。有的学者将其视为汉儒的自身反省，称其为“社会批判思想”；或将其视为法家的复兴，称其为名法。这些看法，都有其合理性，揭示了“名法”思潮的某些属性。但是，如果从其发展趋向和哲学理念看，该思潮最终抛弃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而将儒家伦理视为治国的权术之一，这与传统儒学不同；尽管强调法治，但是法律与礼乐一样，是治国之一术，而且反对尊君卑臣，这与典型的法家存在距离。其最高政治原则，是因势利导的“因循”，故将其视为“黄老”在汉魏之际的复兴。 一 面对建安初期多变的政治形势，曹操集团以生存本能随机采取相应策略，实践黄老道家的“因循”哲学，并未将思想建设提到议事日程。这种情况在建安中期发生了变化。建安九年，曹操攻占了邺，随后几年逐步统一了北方，邺成为北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建安十三年赤壁战败后，曹操将大量受“荆州学风”影响的北方士人带回了邺，其中许多人成为曹操集团的谋士，如刘廙、裴潜、王粲等。从不同角度看，建安中后期位于邺的曹操丞相府，具有不同的意义：最高军事指挥部，中央政府，建安文学的载体，同时也是黄老名法思潮的策源地。原因很简单，构成曹操集团的文人群体，既从事政治、军事活动，又是诗人墨客，还是关注国家社会前途的思想者。这个建安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兴知识群体，我们称之为“建安名士”——建安时期丞相府的幕僚，未来缔造曹魏帝国的重臣元老，创作建安文学的艺术家和校练名理的黄老名法思想家。 建安时期的思想界十分活跃，曹操阵营中经常进行学术辩论，有时相当激烈。早在建安初期的许昌，孔融便是个思想活跃的人物，与陈群曾发生过关于汝南、颖川二郡士人德才孰高孰低的论战，“陈群与孔融论汝、颍人物”；与荀愔争论圣人的生命境界有无高底之分，与荀祈辩论是否应当恢复古代的“肉刑”，“祈与孔融论肉刑、愔与孔融论圣人优劣，并在融《集》。”在邺下的文人群体中，讨论的题目更广泛，而传统的儒家道德教化是各重要论题。随着汉代“名教”之治的惨败，建安时期“德教”政治理念受到了思想界的挑战，表现在关于“礼”与“法”（刑）实施中是否存在“先”、“后”规律问题展开讨论。例如，刘廙与丁仪便以此展开了辩论，“廙著书数十篇，及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于世。” 其中丁仪站维护传统思想，持“先礼后刑”，所著《刑礼论》一文，保存在《艺文类聚》卷五十四《刑法部》中。刘廙的论文已佚，且不见仪文，但其中心论点史籍有载；“南阳谢景善刘廙‘先刑后礼’之论，逊呵景曰：‘礼之长于刑久矣，廙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皆非也。君今侍东宫，宜遵仁义以彰德音，若彼之谈，不须讲也。’”这说明，刘廙与丁仪的观点针锋相对，主张“先刑后礼”。尽管已不知刘廙是如何展开论述的，其哲学依据是什么。但是，这个论点提出本身，已说明了建安时代名法思潮，冲击了传统的德治理论。又如，曹丕提出了一个相当敏感问题，讨论君主与父亲谁更重要，实际上是对三纲中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进行探讨。“太子燕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 曹操不仅是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而且还是开一代学术文化风气的思想家。他公开宣布自己“不信天命”，强调名实相符，连续三次发布反儒家道德传统的“求贤令”，即新的选官标准，明确表示即使不忠不孝，只要有真才实学，有经邦治国的能力，都要唯才是举。其实曹操并非反对儒家学说，而是根据形势需要，利用一切可以为其治国服务的理论，既可以用严刑峻法破豪强之胆，也可以强调儒家纲常伦理的教化作用。其最高政治指导思想，是黄老道家的“因循”之术：以冷静的理智态度审视利害，因势利导，不择手段地夺取胜利。据《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记载，早在曹操与袁绍起兵时，两人有段对话，内容是关于各自准备以何种战略方针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