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燕谷：文化研究与市民社会.docVIP

转载请注明出处：当代文化研究网 来源：学说连线??文化研究与市民社会 作者： 陈燕谷 对于从事或者仅仅是关注文化研究的人来说，英国学者莫莱（David Money）和台湾学者陈光兴编辑的《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中的批评对话》（以下简称《霍尔》）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恐怕也是珊珊来迟的文集①。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起源，一般都要追溯到雷蒙·威廉斯、E．P．汤普森和霍加特的著述和活动，但是实际上，人人都知道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种文化研究的成功主要是和霍尔长期不懈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尽管霍尔本人在叙述文化研究的历史时总是要归功于这三位前辈，特别是威廉斯的影响。我们知道霍尔是英国新左派的创始成员之一，是《新左派评论》最早的编辑，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然而我们似乎对他本人文化研究方面的著述却了解甚少，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写过像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样的代表性专著；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大部分论文都是分散发表在发行量很小的杂志和论文集里，而他本人似乎从来无意将自己在文化研究方面的论文编辑成书。直到1988年霍尔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个人论文集《艰难的复兴之路：撒切尔主义与左派的危机》/2/，这也是迄今为止他唯一的一部个人论文集，从书名可以推测其中所讨论的主要是政治问题。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霍尔》一书的出版恰恰弥补了文化研究方面的空缺（当然这本书并不是霍尔的个人论文集，而是包含众多学者的批判性的对话）。文集的编辑方法颇有新意，读者一卷在手，既可了解霍尔的成就，也可以从活跃的批评与反批评中得到相当的启发。但是这本文集完全排除了政治方面的论文，使人多少有点不安之感，因为文化研究是决不可能离开政治而还能够保持其特性和生命力的。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文化研究在美国开始成为一门显学，并且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霍尔一时之间似乎成为这门显学的鼻祖，不断有人要求他就文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发表意见。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发现霍尔显然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他多次表示他并没有处在一个鼻祖的地位上可以告诉人们文化研究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如果说他是英国早期文化研究的个中人并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他就尤其需要克制以某“本质”的名义就文化研究应当如何而说三道四的诱惑。但是另一方面，文化研究的国际化特别是在美国学院体制内取得的巨大成功又使他深感不安，锁闭在庞大的学院体制内的美国知识分子似乎有一种把他们吸收的任何有生命力的东西形式主义化的倾向：先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然后是福柯的话语／权力分析，现在又轮到文化研究了。英国文化研究有没有它的应当珍惜和继续保持的独特传统呢？如果有的话，霍尔认为，那就是政治问题在文化研究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在接受陈光兴的采访时他特别指出：在伯明翰中心，即使是就某些特殊的问题所展开的争论，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文化政治是我们的关切和实践的焦点。不是某种特定的宗派主义的政治立场，而是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文化政治。简而言之，如果说可以从英国文化研究学习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始终坚持在不同的语境中把握文化与权力的关联和组合的方式。③从字面意义上看，霍尔所说的这个特点和美国的文化研究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毕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美国文化研究的论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除了文化和权力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霍尔不是一个原创性的思想家，也不是像詹姆森那种善于博取百家之长以构筑一个严密体系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他领导伯明翰中心完成了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的范式转换，但是从来没有完全切断和威廉斯的联系。在他的理论术语中，除了文化和权力之外，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也许还有市民社会，但所有这些术语都是有出处的。在意识形态理论方面，他先是利用阿尔都塞改造经典马克思主义，然后又利用拉克劳的理论批判阿尔都塞的功能主义；他关于领导权和市民社会的思想来自葛兰西的著作，而这只能说是IWO年代以来出现的新葛兰西主义的一部分。总之，如果把霍尔看作是开创了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学派领袖，我们恐怕很难指出属于他个人的独特理论贡献究竟是什么。然而，霍尔的价值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有机知识分子，要想理解霍尔所说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失去的政治锋芒，我们不应当到《文化研究：两种范式》或者是《编码与解码》这类好像是纯文化研究的文章里去寻找，而是应当探讨他介人现实政治斗争的方式，以及文化研究和政治分析是如何在这种实践中融为一体的。在这方面，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的批判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范例让我们了解英国文化研究的价值所在，同时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它的弱点在哪里。我在本文里将对霍尔的文化政治以及他使用的上述概念作一扼要分析，侧重点是文化研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我们不仅要从政治的角度理解霍尔的文化研究，而且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他的政治分析。在霍尔看来，撒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