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合约实现合约理论及其在转型经济中.docVIP

第二章 合约理论及其在转型经济中的实现 在近5O年的时间里，东亚[1]经历了一场缓慢而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变。这场转变或多或少都是以西方的自由市场制度为模式的。在更近的一段时期内，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正着手进行相似的向自由市场制度的转变，只不过他们的步伐更快一些，方法也更为激烈。东亚国家迄今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用自由市场制度来解释。特别是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显著作用更是与西方的自由市场制度格格不入。因此，人们一般将东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经验称为东亚模式[2]。 西方自由市场模式先是由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一原理来说明的。后来，在阿罗和德布勒的一般均衡的数学模型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并被两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事实所验证。另一方面，有关东亚模式的理论性就要差得多，而且与西方相比，东亚的发展历史短暂，充满了波折。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最近指出：所谓的东亚奇迹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充其量只是努力工作与加大投入量的结果，即外延型增长。他认为，这种奇迹不可能持续太长的时间，而西方的内涵型增长模式将比东方创造更高、持续更久的生产力增长。 本文将探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与像中国等东亚传统经济的不同之处。理论工具主要是罗纳德·H·科斯等经济学家倡导的制度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合约理论。我们把广泛存在于个人、企业、国家间的非契约性关系作为传统经济的基本特征，并考察这一关系的各个方面。这种非契约性根植于古老的封建传统之中一样。东亚经济的转变可以看作是从这种具有封建体制浓厚色彩的体制向以合约为核心的自由市场经济长期演变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分析可以为理解这个演变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解，不仅包括东亚国家也涵盖了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 一、自由市场经济的合约性 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是从西欧及美国近几百年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可以由美国的情况来说明。它存在的基础包括：一个以私人财产与自由交换为主的市场经济体系；一个英国普通法或案例法的法律体系；一个民主选举政府的政治体系。以上三个要素对于保证自由市场体制中以契约或自愿为特征的交换与生产是十分必要的，是西方经济模式中合约性的基本要素。 自由市场，或者说私人间商品价格变换的自愿原则，很显然是建立在私人和企业间契约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为什么合约关系如此重要呢？罗纳德·H·科斯在他的一篇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中指出：如果建立合约关系不需成本（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个人和企业的生产和交换行为对其他实体就没有任何正的或负的效应（没有外部性和社会成本）。外部性，无论正负，都隐含着一种低效，可以通过订立契约或政府干预（例如最适宜的税收）使其内在化，也可以通过提供完全信息来消除它。经济中几乎所有的低效率都可以看作是信息不完全条件下的某种外部性。 例如，垄断造成的社会福利的损失就可看作是外部性存在的结果。由于对每个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不完全，垄断者无法从产量的增加中获取更多的收益。如果他对每个消费者的需求有完全的信息，那么他就可以向不同的消费者索取不同的价格，避免垄断带来的社会福利的损失（一种完全的价格歧视）。如果交易费用——指谈判成本为零，垄断者以及其产品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订立契约来消除社会福利的损失。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与信息条件下，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谈判力量也有极大的不同。 科斯认为，当交易成本为零时，私人契约可以消除任何低效。交易成本为零时，那么个人和企业间的竞争就纯粹是价格竞争；按照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竞争市场的价格会自动导致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即帕累托最优）。新古典学派的完全竞争模型此时也是完全适用的。此时，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阿罗和德布勒的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基本原理都是正确的：竞争的市场价格会引导具有自利性的个人与厂商趋向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例如，帕累托最优状态）。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因为诸多因素的存在，交易费用可能会极高。这些因素包括信息的不完全、不对称，产权模糊，以及市场、技术等等原因。那么，现实世界中交易费用的高昂会使西方模式中的合约性失效吗？罗纳德·H·科斯在他的另一篇诺贝尔获奖作品中再一次指出：如果“保持分离”的交易费用过大，那么人们就会设法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约关系。因此，市场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的管理费用决定了市场和企业的分界。 斯蒂文·N·S·张与其他人一起把这一逻辑大大推进了一步。他宣称，私人企业内的所有者、管理者、工人、供应商、消费者、银行家、其他股东等等的关系都是一种合约关系，这与市场百货店中买者与卖者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同。私人公司中的所有股东就他们从公司的所得进行私人产权的交换；工人以劳动换取工资；管理者以其管理才能换取薪水；所有者以其资本交换剩余利润。企业的契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