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调部在山东的活动.docVIP

军调部在山东的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3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45年8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进行和谈。经过40多天的会谈，于1945年10月10日，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于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共同颁发了1946年1月13日午夜实施全面停战的命令。为保证停战命令的有效执行，成立了由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美方代表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及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方代表罗伯逊参加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具体负责监督停战事宜。为了监督调处全国各地停战协定的执行，军调部在全国派出了31个军调执行小组。其中，山东地区设济南、青岛、聊城、高密、德州（德州小组后移驻青岛，改为青岛小组）、泰安、枣庄、泊镇等7个小组。这7个小组之中，济南为中心组，负责与其他几个小组的联系。济南执行小组国民党首席代表为涂叙五，中共首席代表为陈叔亮，美方首席代表为雷克（中共代表先后换为邝任农、黄远、房众夫、于一星等），青岛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姚仲明，聊城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宋仁穷，高密执行小组中共首席代表武可久，德州执行小组中共首席代表宋绍德，泰安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韦国清，枣庄执行小组中共首席代表甘重斗，泊镇执行小组中共首席代表付继泽。　　自停战命令颁布后，山东解放区军民严格履行停战协定，主动派遣山东军区参谋长陈士榘到北平、派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到济南、派新四军第四师长师长韦国清到徐州洽谈有关停战协定的执行情况。同时还派出许多参谋人员和技术人员到济南、青岛等7个执行小组协助工作，并恢复了陇海路东段和胶济路中段的部分铁路交通。山东地区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也做了许多努力。但是，国民党方面毫无和平诚意，多次挑起冲突。自1946年2月开始，国民党军先后向驻贾汪杜安桥、兖州、淄博一带的山东野战军和中共鲁中军区部队发起攻击。2月28日，国民党第八军和青岛保安总队出动2000余人，向崂山一带解放区发起进攻，打死打伤解放区军民近300人。　　面对国民党军的无理挑衅，山东解放区军民从维护和平的大局出发，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在反复劝说、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进行了必要的自卫反击。同时，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多次照会济南、徐州、泰安等地执行小组，要求国民党当局撤销徐州、济南绥靖公署，疏散陇海、津浦铁路沿线军队，解除伪军武装，惩罚肇事的国民党军队。并强调指出，山东国共双方争执的焦点是伪军、粮食、交通三大问题，核心是伪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主张：第一，立即解除伪军的武装；第二，开放城市，实行城乡贸易自由；第三，铁路及交通的恢复，有待于伪军是否缴械投降而决定。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意见，避而不谈，只强调交通恢复和粮食供应，因此，军事冲突不止，且屡屡发生。　　为调处军事冲突，济南执行小组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一）中共代表坚持解散伪军，收缴其武器；国民党一方则将伪军改编为国民党军队，禁止中共解散被其包围的伪军。（二）国民党一方要求迅速修复铁路，其目的是用以运送军队武器，为全面内战做准备；中共方则坚持不解散伪军就不能修复铁路。（三）中共方提出开放城市，实行城乡自由贸易；而国民党一方则害怕开放城市。在争论中，美方貌似中立、公允，实则为国民党辩护。当争执不下时，就宣布休会。经过激烈斗争，成立了由国共双方派人组成的物资委员会。　　2月2日，济南执行小组三方代表飞抵临沂山东野战军总部，会晤了陈毅军长和山东省民主政府主席黎玉。当天下午，陈毅和济南执行小组进行了4个小时的会谈。会谈中，陈毅向执行小组提出了6点意见，大意是：（1）新四军、山东军区希望能在济南、徐州成立办事机关；（2）希望国民党政府撤销徐州、济南绥靖公署，国民党在陇海铁路沿线的军队要疏散；（3）鲁省的日军要由解放区军队负责解除其武装；（4）被解放区军队包围的伪军（如德州、枣庄、潍县、即墨等地）应由解放区军队缴械；（5）迅速恢复交通，解放区管辖的铁路需取得管理权和警卫权；（6）承认矿山为私人资本。　　陈毅军长的6点意见，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是符合停战协定精神的。因为，根据波茨坦协定规定的受降办法，凡是被解放区包围的日伪军，均应由解放区受降，伪军应由解放区解散。但对这一办法，国民党只是口头上承认，实际不予执行。　　会谈结束后，在总部驻地举行了欢迎晚会。会上气氛热烈，中共代表黎玉、马保三，美方雷克上校，国民党方涂叙五上校分别讲了话。马保三在讲话中说：“和平，先要‘平’方能‘和’，反之，不平则‘鸣’，‘和’也无法保障。”马保三接着说，“八年抗战中，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逃到大后方，而敌人投降后，又回来组建政府，就连过去的汉奸也都封了大官，这不是还政于民，而是夺政于民。”马保三的讲话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