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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负担的现状与对策_税务研讨论文 中国农民负担的现状与对策_税务研讨论文 内容摘要：农民负担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其分界线。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控制并减少农民税赋、确定农民应承担的劳务、精简机构和人员、财政转移支付和限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从政策实施过程来看，农民负担的增减交替进行、农民负担增也政府减亦政府、农民负担项目日益合法化、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制订多落实少；从政府措施上看，减轻农民负担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有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措施单兵突进、农业税等据实征收不可操作、只给政策基层无法持久执行。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再决策应该做到：构建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构建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构建乡村良性发展的制度变迁机制。 　　农民问题，曾经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现在又成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尽管改革开放始于农村，而且二十多年来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奇怪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当前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已经成了影响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问题之一。? 　　一、农民负担的现状分析 　　1.农民合理负担呈下降趋势 　　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1990―1994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5.5％。同期负担年均增长15.4％，两者基本上是同步增长；1995－1998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1.1％（未扣除价格因素），同期负担的年均增长6.4％，负担增幅低于收入4.7个百分点，负担呈相对减轻趋势。1998年农民负担出现回落，连续多年的扩张势头得到初步抑制，比上年减少了1.2％。若按农民负担管理条例规定的口径计算，1998年农民人均税后负担为68.77元，比上年减少1.73元，减少了2.5％。 　　2.农民不合理负担越来越重 　　农民合理负担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而农民承受的不合理负担则越来越沉重。据农业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统计表明，1991年能够统计到的农民支出的行政性事业费高达17.7亿元，各种罚款23.1亿元，集资摊派41亿元，其他社会负担38.1亿元。上述各项合计，人均13.8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2.5％。但是地方调查结果表明，不合理负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7％，大大超过农业部的统计结果。有关数据表明，不合理负担远远超过了中央规定的5％的警戒线。 　　二、中国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 　　1.农民收入增长滞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情况经历了四个明显的不同阶段：1978—1984年农民纯收入从改革前的134元增加到35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加1.3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7.7％。1985—1988年是农民收入继续缓慢增长时期，农民人均纯收入由398元增加到53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率为5.0％。1988—1991年是农民人均实际纯收入停滞徘徊的阶段。农民人均纯收入从602元增加到709元，名义上增长率为17.8％，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989年农民人均收入比上一年实际下降了1.6％，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实际纯收入的首次下降，出现了负增长。1990和1991年虽有好转，但3年平均实际增长0.3％。1992年至今是农民人均纯收入恢复增长阶段。农民人均纯收入由784元增加到2090元，增加了1.7倍，年均增长率为21.7％，实际增长率5.4％，恢复到缓慢增长时期的水平。总的看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趋滞缓，而农民人均负担率却逐渐提高。 　　2.机构膨胀，人员不断增加。机构的膨胀，反过来增加农民的负担，从而陷入了恶性 　　3.农村教育费用负担过重。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担主要压在乡村两级政府上。《中国经济导报》全国农村住房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159元，比上年增长7.6％，其中主要是学杂费增加较多，人均增加额占该项支出的73％，对低收入和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讲增幅更加突出。许多地方农民在交“三提五统”（内含教育费统筹）之外，还要交人均数十元的教育费附加。 　　4.巧立名目乱收费。有些村干部和乡镇干部，为了谋求个人的政治前途，置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于不顾，甚至肆意践踏国家法律。要维护机构的“运转”，满足腐败官员的挥霍，一些地方的农民就像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三、对农民负担的合理性分析? 　　究竟怎么样的农民负担是合理的？这是一个急需回答但又难以回答的一个理论问题。目前学术界做了大量研究，主要有如下七种观点。? 　　第一，合理负担应满足“三个不影响”，即不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影响农业的正常发展，不影响农民的正常生活秩序；第二，农民负担应该把握几个准则：首先保证农民留够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和生活消费的必要量，以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和农业的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