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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中农村不稳定因素分析——A村问题分析 　　一、 A村基本情况 　　A村位于省会城市郊区，地理位置优越，在高速公路出入口处，交通方便，人口2000余人，集体收入40多万，集体经济薄弱。由于城市化需要，部分土地被征占，村里积累了部分征地款。书记作为一把手掌握财权、人权。 　　二、 A村群体性事件过程 　　2001年6月25日，100余人聚集在村委会，提出一些意见，要求对一些问题给予答复，最终目的是要求分集体的钱。经过村两委研究同意分钱，共分去集体财产420多万，平均每人2000元。 　　10月3日，部分村民到乡政府上访。 　　11月20日，村民聚集在村委会，要求同6月25日类似。乡三个代表学教组被围堵。 　　12月5日，村民要集体到市政府上访，由于提前得到消息，被化解。 　　12月5日到10日，骨干村民向区信访局、纪检委、综治委、政法委等部门打电话、送检举材料，反映问题与6月25日类似。区领导批示要研究解决，化解在基层。 　　12月12日至26日，下村工作组开始调查，帮助村两委开展工作。 　　2002年2月4日，20余人在村委会聚集。 　　3月25日，由于村集体办的加油站私自被拆，引发200余村民堵路近两小时。乡政府成立专题调查组，针对反映的问题逐一调查。对村书记、村长戒免谈话。 　　4月1至10日，骨干村民串联党员签字，要求换书记。甚至传言已经选好了新的两委干部。 　　4月12日，召开村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宣读工作组调查结果，但是个别村民扰乱会场，没能读完。 　　4月14日，派出所拘留了一个扰乱会场的骨干村民。 　　4月15日，250左右村民聚集在村委会，并扣留了3名到A村开展工作的乡领导近4小时，直到派出所放出被拘留的骨干村民。 　　4月25日，13名村党员到乡政府反映问题，询问工作组情况，要求换村书记。 　　4月29日，4名村民来乡政府上访询问下村工作组工作进展，同时反映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5月13日,20余名村民到市政府上访。 　　5月22日，乡政府在A村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宣布同意村书记辞职的报告，免去书记职务，原副村长被任命为村书记。 　　5月31日，乡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村民抵制，收回选票不足50%，有效选票不足20%，没有选出一个代表。 　　三、村民提出的问题和意见 　　1、 分钱。 　　2、 公布卖地、买土、租赁土地、房屋等所有资金。 　　3、 建楼价格比邻村高，调整价格。 　　4、 修建灵堂、马路为什么没招标？公布花费。 　　5、 给村民解决工作问题。 　　6、 不是村民选举出的人员，一律辞退（会计、出纳可保留）。 　　7、 所有工程必须公开，公正招标。 　　8、 拆掉书记门口的路灯和办公室空调。 　　10 、减少村干部工资。 　　11 、卖掉村干部手机。 　　12 、以后有事必须同群众商量。 　　13 、当选干部开会骑自行车，兼双职，不设司机。 　　14 、马上辞退出租车。（村委会以100元/天，雇佣了一辆车，同时支付车辆的修理、维护等费用，还给司机开工资） 　　15 、分掉剩余土地。 　　16 、干部退回不合理花费。 　　17 、卖掉村里的小汽车。 　　18 、公开用盖楼监工人数、工资。 　　19 、干部工作招待费定额，不能实报实销。 　　20 、公开村干部的工资。 　　21 、卖掉联合收割机。 　　22 、停止盖楼等工程。 　　23 、惩处拆除集体加油站的人员。 　　四、A村问题虽然表现为稳定问题，但原因不是稳定问题。我乡城市化速度很快，土地减少迅速，三产比例上升，在此过程中就业、思想意识、组织建设、集体经济等方面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趋势。我乡地处城郊，既具有农村特点又在迅速城市化，村民既具有农民的传统意识又有活跃的思想。A村问题就是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很多矛盾的集中体现，具体分析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文化素质低、传统意识强。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的村民不喜欢撕破脸打官司，遇到问题总希望能有人出来主持公道，调解解决。实在不行就拦轿含冤，希望遇到“包青天”，造成一些应该对簿公堂的当事人走了民调、信访的途径。在信访过程中，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往往不走正常程序，为了相互壮胆就采取集体越级上访、堵路等违法手段。A村从村民在村委会聚集，发展到堵路、集体到市政府上访，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违法上访。 　　2、土地资源问题。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土地要被征占，还有农民的宅基地、自留地等等土地问题，在城市化中越来越显现出来。仅仅靠种地已经不能满足家庭的日常支出，卖地款的使用和去向，是农民非常关心的问题。区划后，在集体土地管理和政策制定等方面显然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