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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环境教育中，“自然之友”以环境教育流动教学车的形式分别在城市和乡村中小学开展参与式环境教育，并从2000年开始派遣志愿者赴各地希望小学开展环境教育，同时开发编写适合儿童的环境教育读本，还对乡村教师进行环境教育技能培训。“绿家园志愿者”③动员了大量志愿者参与植树、观鸟、保护野生动物等活动，并从1996年至今在公众中开展“周三课堂”环境教育讲座，从2000年至今举办“环境记者沙龙”，为记者搭建教育、交流、对话的平台。?“地球村”④在北京以垃圾分类为切入点正式推出“绿色社区”的概念，配合申奥在几个社区建立了绿色社区模式，同时在延庆县堆臼石村进行了参与式农村社区建设的尝试。此外，还编写出版了《绿色社区指导手册》，以这些方式倡导社区层面的公众参与。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是国际环境与发展学院（LEAD）中国项目实施方，面向社会招收学员开展环境与发展领导艺术的培训。北京地球纵观教育研究中心从国外引进环境资料片，在各地建立借阅分中心，提供免费借阅。“翰海沙”⑤则在周末面向公众放映环境教育影片。陕西小天鹅艺术团将环保理念引入少儿艺术教育中。成都“绿色江河”在可可西里高寒地区建立了保护站从事环境监测和教育。其他团体如“绿网”、河北“绿色知音”、江苏“绿色之友”、湖南岳阳环保志愿者协会、天津“绿色之友”、云南“生态网络”等均根据本地的实际，针对学校和社区开展了大量的环境教育活动。湖北襄樊市环保协会（“绿色汉江”）针对汉江流域的污染源头展开了“保护母亲河”倡导行动，有效地推动政府采取污染治理行动。“绿色北京”2002年启动了“拯救草原”项目，发动牧民保护土地资源，并对当地污染企业展开调查，帮助牧民进行法律维权活动。“淮河卫士”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淮河流域，以摄影展览的形式直接地揭露现实，进行公众教育，并试图推动建立淮河污染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和监督机制。“绿色流域”⑥在云南丽江地区开展了“拉市海参与式综合流域管理项目”，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提高社区群众的参与和管理能力，为拉市海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天恒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在云南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开展沼气综合利用技术商业化示范项目（1999年11月启动，2002年11月结束），通过农户参与和能力建设，示范、推广以沼气为纽带，结合养猪、蔬菜大棚以及沼液利用的农村能源生态模式。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也在渝北两镇推动沼气利用，解决奶牛排粪污染河道以及生活燃煤排放污染风景区的问题。云南“生态网络”长期推动可再生能源在农村社区的应用。陕西“妈妈环保志愿者协会”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在陕西陆续选定13个县45个乡镇进行农村妇女参与式环保知识和生态农业技术培训。物种保护方面：在全球绿色资助基金（GGF）资助下成立的新疆自然保育基金，支持或开展了雪豹保护、新疆北鲵保育、新疆雪莲非法贸易调查等活动，并举办了系列新疆环境论坛。辽宁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对当地的濒危物种——黑嘴鸥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保护和公众教育活动，对制约针对黑嘴鸥繁殖地的商业性开发和促进政府的有效管理起到了关键作用。云南昭通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也在当地黑颈鹤越冬栖息地开展活动，协调动物与农村社区的关系，并筹资为黑颈鹤投食过冬。 云南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则长期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乡土知识，促进民间和地方政府决策部门之间的对话，提高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山区原住民的自身能力。青海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2004年8月启动了“绿色社区网络”，在三江源地区的寺院、社区和学校开展生态文化和社区可持续教育。 法律援助方面：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成立至今，已选择代理具有较大影响或典型意义、当事人无力付费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案件近80起，以鼓励公众参与环境维权，对污染者和破坏者形成压力，并推动环境立法的进程。 从1994年到2003年，中国环境NGO除了在公众中开展环境教育以外，在这一阶段也间或发起过一些社会影响很大的倡导活动，直接对环境破坏事件加以披露，动员社会施加压力。比如“绿色高原”、“自然之友”、“绿家园”等诸多组织在1998?1999年为保护藏羚羊、滇金丝猴发起联合行动，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通过央视“经济半小时”披露1998年川西滥伐天然林事件。2001年3月，围绕北京市“京密”引水渠整治工程衬砌河道并破坏沿岸生态的做法，京城三家环保团体“自然之友”、“地球村”和“绿家园”联合向市政府发出邀请，举办对话会，表达对此项工程的质疑。2006年2月，由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组织编写，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首部环境绿皮书——《2005年：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突围》，这是中国民间环保团体第一次尝试结合更多的专业人士，从公众视角编写的中国环境保护年度报告。书中《中国发展简报》的付涛先生撰写的《中国环境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