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完善自我,传承人文精神.doc

不断完善自我，传承人文精神 行政党支部 廖长江 作为一名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15年的教师，我认为自己仍然还是一名新兵，因为在这15年的从教生涯中，我从事过很多不同岗位的工作，面临过许多不同的问题，所以我也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到底应该如何做才能使自己成为一名称职的教师呢？ 记得杨振宁先生曾在2005年的时候发表过一篇谈话，断言中国大学的教育非常成功。杨先生赞美中国大学教育的理论依据，是他对大学责任的看法。他把大学的责任归结为三项，即教育年轻人、做尖端研究和为社会服务。我想稍微做一点儿分析。 杨先生说，他先后在美国和中国为大一学生上过物理课，发现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基础更扎实，学习更努力，比如三角方程式能够脱口而出。究其原因，则是因为中国学生在中学时代训练题目做得好。根据这个亲身体会，他断言：中国对学生的中学时代基础教育是成功的；又进而断言：从教育年轻人的角度讲，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 杨先生这显然是在赞美中国的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当然有其效用，即知识的灌输量大，知识的短时记忆牢固，可是，据此怎么能证明基础教育的成功呢？应试教育所牺牲掉的那些因素，比如好奇心的保护和培养，享受智性快乐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应是基础教育更重要的方面，都被杨先生忽略掉了。因此，即使把教育年轻人这个角度局限于智育，杨先生对智育的理解也有舍本求末之嫌。 对于一个国家或一所大学来说，其科学研究水平与基础教育水平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基础教育的缺陷必然会在科学研究中反映出来。智育的目标定位于特定知识还是爱因斯坦所说的内在的自由，怀特海（现代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所说的在知识面前拥有自由的能力，结果完全不同。从根本上说，西方科学之所以发达，实际上是依赖于对于人的智力品质的尊重，对于超越于功利的纯粹智力活动的热爱。 而在科学研究的领域，中国大学与世界大学的差距悬殊，杨先生无法否认这个有目共睹的事实。 关于大学为社会服务这个责任，杨先生笼统地断言：中国大学对社会的贡献非常大，这一点不容置疑。而我觉得可以从另一角度提出质疑：与社会的尺度相比，教育是否还应该有一个更重要的尺度，即人性的尺度？大学诚然要为社会输送人才，问题在于输送怎样的人才。杜威有一个著名论点：教育即生长，在生长之外别无目的。这就是说，衡量教育成败的标准应是受教育者天性和能力的健康生长。事实上，倘若坚持这个标准，大学就能为社会输送本质上真正优秀的人才，无异是为社会最好的服务。 相反，如果用急功近利的近视眼光看待为社会服务，结果就会把大学办成了一个职业培训场。 其实，上面所说的道理皆是常识，杨振宁先生长期受西方文明熏陶并做出了巨大成就，不可能不懂这些道理。因此，我宁可把他对中国教育现状的赞美看作一时失言。他的失言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中国教育的现状，重新审视大学老师们的现状，未必不是好事。我的感觉是，他仿佛在用另一种方式提醒我们：“人文精神是大学一切责任的内核，丧失人文精神的大学是最不负责任的大学，因而不再是真正的大学。”而我们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不正应该肩负起传承人文精神的责任吗？ 在美国有一个规定，凡是“师”字级的工作，例如医师、会计师、律师、教师等职业，每年都必须再进修一定时间的课程。如果没有进修，该年执照就会暂时被冻结，修完课程才能再开始执业。这是很有道理的。 有个伐木工人在一家木材厂找到份工作，报酬不错，工作条件也好，他很珍惜，下决心好好干。第一天，老板给他一把利斧，并给他划定了伐木范围。这一天，工人砍了18棵树。老板说：“不错，就这么干！”工人很受鼓舞，第二天他干得更加起劲，但是他只砍了15棵树；第三天，他加倍努力，可是只砍了10棵。工人觉得很惭愧，跑到老板那儿道歉，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好像力气越来越小了。老板问他：“你上一次磨斧子是什么时候？”“磨斧子？”工人诧异地说：“我天天忙着砍树，哪里有工夫磨斧子！”那个工人感觉砍树吃力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去磨一磨斧子，同样，当我们作为一名教师在工作觉得吃力时，就该想到要去不断完善自我，比如及时地去充电等，而不是怀疑现在教育的要求是不是越来越高了。 要想自己能成为一名能传承人文精神的大学教师，我认为可以通过如下几种方式在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中去实现： 1、坚持读书 　　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有很多教师都认为自己不缺理念，他们知道合作学习、探究学习、项目化教学，知道平等民主与尊重，知道个性化解读，他们觉得有了这些先进的理念，就能在教学过程中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可是在处理各种事务时，却依然如故，说是缺操作方法。果真如此吗？举个例子来看一看，一个教师是如何产生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的。 　　以一个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老师为例。他在教学前首先就要把二年级的语文书和相关课程标准弄明白，但这对一个语文老师来说是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