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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号文件”对中国房地产业市场化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其发挥的作用本应更大。除了废止了福利分房制度外，文件实际上还勾画了一套新住房供应体系蓝图：理想状态下，通过商品房、政府补贴和政府保障“三管齐下”满足住房需求。文件还提出，过渡期间要以经适房“砖头补贴”、工资补贴或廉租房等来实现“居者有其屋”。[详细] 1998年7月1日，在中国一直延续实行的住房福利制宣告结束。又是从这一天起，历经整整10个年头的住房制度改革，从此进入住宅建设市场化和住房消费货币化的新的一轮改革。随着今年中国人民银行一系列住房金融服务举措的出台，包括安排1000亿元住房贷款指导性计划等，中国人在住房上将获得更大的空间和自由。 1998年6月底，是最初规定的福利分房的截止日期。幸运的人能赶上单位“突击分房”，7万块就能买到60平米两居室。但最终，由于机关福利房的存在，全国多地“末班车”一直延续到了2000年才稍稍平歇。[详细] 1999年，为配合“23号文件”，国务院下发“10号文件”，规定在京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并明确规定从公务员到局级干部的“职工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规定如果房子超过级别标准，超标部分需按1500元/平方米补齐差价。[详细] 没有了福利房后，买房成为中国人最大的一项消费支出。199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为商品房消费“加码”。 “贷款买房”、“按揭”等新概念进入中国人生活，买房从“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的集团消费转向个人消费。[详细] 《南方都市报》报道 相对于收入,房价从未便宜过 “如果每月能存1000元,按那时的房价,8年能买上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 那个小区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绿云”,黄海平看着那些房子童话般一天天长高,变得漂亮,他每天骑车路过那条尘土飞扬的淮河路,盘算着哪天会成为哪间房子的主人。 那是十年前,黄海平就要大学毕业了,他走去实习单位的路上,那年,那座中原城市最大的住宅小区就是“绿云”,在他的学校围墙外疯长。“好像是那时不多的在报纸上登广告卖房子的小区之一吧。”已经离开那座城市,辗转了厦门、上海、北京等城市的黄海平努力回忆尘封了的青葱岁月,“我想过要买一套那里的房子,可那时,我买不起。” 他从江西乡下走出,住上自己的楼房是一个十年前的奢望。“应该是800多元一平方米。”他记得那时报纸广告的房价,那是那座省城几乎最高的房价了。 十年前,万科集团的老板王石,令他的属下在中国12个城市中做房价与收入比调查,他拿到的平均值是8.4。 “我跟一个要好的同学算过,如果每月能存上1000元,按那时的房价,8年能买上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黄海平工作的头一年几乎没存上一分钱,因为他那时的月薪只有800多元,忍受不了那座省城可怜的收入,他跑到了厦门。 十年前的春天,后来的“地产界的章子怡”,那位秀得过分的SOHO中国老板潘石屹,与另两位老友从万通分家刚两年,正请了5家设计公司做方案,筹划着SOHU现代城。那时,现代城楼盘位置东大约1000米处,规划了北京的东四环。人们正憧憬着 “四环梦”,北部学院路到四元桥的北四环已经通车数年,那里的房子是北京最贵的,已经是4000多元一平方米了。 5年前,黄海平在厦门买了他的第一套房子,花去了他打拼5年的积蓄,还从银行贷款50万元。“买房后,我希望每年能存下10万元。”他的储蓄梦想翻了10倍,他买入的房子价格是4000多元一平方米,比起他渴望的“绿云”,贵了5倍。 潘石屹在做着那当年看似个奇怪的SOHO现代城时,北京东三环外还是一片陈旧的老屋,几家大型工厂是那里的主人,有两个很土的名字,一个是大北窑,一个是郎家园。直到数年后,相距千米的大北窑和郎家园加上另几个北方村庄的地名被捆绑在一起,在东长安街两侧,拥有了一个绝对现代、绝代西方的名字———CBD。 又是5年后,黄海平从厦门搬到了北京,他以写书为生,以800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卖掉了厦门的房子,在北京城的郊区,买入一套近200平方米的大宅。“相对于收入,房子的价格从来就没便宜过,但必须得买。”拥有朴素的安居才能乐业情怀的黄海平似乎终于可以安顿下来,“‘绿云’的房子一直是我想要的,直到现在。”他说,很想回到那个城市看看“绿云”。 房改,为拉动内需而启动 “买房后要花钱装修,要买家具家电,这又带动很多行业,既从投资角度拉动经济增长,又可从消费角度拉动经济增长” 黄海平收拾好行囊,准备奔赴厦门特区时,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发了一份国务院令。“我那时并不知道这些事情,房子对我来说只能是梦,除了梦还是梦。”他毕业后的那个单位曾给他提供了单身宿舍,“老同志都分有房子,都不大,四五十平方米的居多。” 后来被看作房改纲领性文件的国发[199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