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師培的今古文經學觀.docVIP

論章太炎的今古文經學觀 黄梓勇 一、前言 自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出，清代學術史的概況，始具楷模。唯梁氏於清代學術史的敘述有時不免過於簡略，又或被清末的今文經學所影響，而在敘述時不免有所偏差。這幾十年來，無論是以「內在理路」考察清代由理學轉入漢學考證學的思想史研究；還是在 「內在理路」以外，加上「外在環境」以考慮清代理學到樸學的學術範式轉移；或是以「以禮代理」為線索，發掘埋藏在清代禮學考證背後的經學思想；又或是以「從文士到經生」來重新譜寫清代「常州學派」的經學學術史；乃至於以科舉、家學、書院、學人遊幕等考試、教育和職業制度來剖析有清一代學術變遷大勢與這些具體制度的互動性，種種嘗試均有相同的學術關懷，就是希望重新發掘過往被清代學術史的大敘事穩没了的一些學術史視角。本文的撰作也是抱有相同的關懷下而作出的學術嘗試。 過往學界在討論清末學術時，常將清代推崇許、鄭的漢學，和與今文經學相對的古文經學等同起來，反而忽略了清末推崇古文《經》、《傳》的學者對於今、古文經學之分的論述。如學界在討論章太炎的古文經學時，常沿用清代今文家的觀念來展開論述，使理解時有過於簡略或偏差的情況。其實，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錢玄同已指出清代今文經學家對於今古文經學之分的論說，存在若干問題，且無論是清代自視為今文經學家的，或自視為古文經學家的，均提出了很多不同於漢代今古文學的新見，尤其他指出由漢至清，自章太炎始有所謂古文家的說法，最具啟發性。唯經過幾十年，學界很少沿著錢氏的思路，再作探討。而以往有關章太炎經學的研究成果，常有以下的問題：第一，每以接續古文經學傳統，作為章氏替古文經傳辯護的原因，並稱之為古文家，但所謂古文家的內涵到底是甚麼，則又似乎並非不言自明，且章氏對今、古文經學有一套有別於清代今文家的說法，而此說法更有一發展的過程，則當學者提出章氏接續古文經學傳統時，到底是延用清代今文家的說法，還是依照章氏自身某一階段的說法，似乎有進一步說明的必要。第二，由於簡單地解釋章氏專主古文經學出自接續統緒，因而在論述章氏的經學觀念時過於簡略，且忽略、甚至隱没了章氏的古文經學概念是經過他多年的思考及對舊說的修正，才得出的學術見解。這兩個問題，源自章太炎自身在討論今古文經學問題時，没有明確界定相關概念的內涵所致。故本文即以章太炎的今古文經學觀念發展為中心，一方面希望通過分析其今古文經學觀念的建立，修正過往學界在討論清代今古文經學問題時，因受清代今文經學影響，而引起種種解讀的不準確處，另一方面亦希望通過此討論，補充過往學界側重於討論清代今文學的偏至傾向。 二、清代古文經學概念簡述 清代學術由辨別漢、宋，到清中葉學術界於漢、宋學以外，別出一支以《公羊》學為中心的今文經學，才開始出現分辨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見解。而所謂古文經學的內涵，基本上均是由那些所謂今文經學家所賦予的。 由莊存與重視《公羊》學的經說，以及孔廣森撰《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提出「經主義、史主事」，強調《公羊傳》解經的價值。至劉逢祿重申漢人「左氏不傳春秋」之說，認為漢代《公羊》學才是解讀《春秋》的正宗，而《左傳》只是一部與孔子《春秋》無關的史書。沉寂經年的漢代《公羊》學重新被重視，後更由《公羊》學為中心，擴展為嘗試貫通五經的今文經學。唯劉逢祿雖看重漢代《公羊》學，但他僅否定《左傳》的解經地位及重申漢代《公羊》學的解經價值，並未有發展出一套以《公羊》學為中心的今文經學觀念，他治尚書亦兼治今文、古文，治禮亦談及《周禮》。反觀與劉逢祿同時代的宋翔鳳則比劉氏更進一步，宋氏於〈擬太常博士答劉歆書〉云： 伏生《尚書》二十八篇，帝王之事已備，孔子雖為百篇之序，或虛存其目，或并合其文，條列明白……近聞得多十六篇，亦微文碎詞而已。《禮經》十七篇，五常之道，包括靡遺，不必推士禮以致於天子也。《春秋》先師之說，得孔子竊取之義，左氏所傳，其文則史，烏睹《春秋》之法乎！ 認為漢代立於學官的今文經傳，已全面包含孔子原義，後出之古文經傳大抵無關經學大體。宋氏於〈漢學今文古文考〉更直指劉歆竄亂古文舊書，成古文經傳，以變亂漢世博士今文家法，附會王莽，更指出：「當時學者（東漢），惟杜林、鄭眾、賈逵、服虔、許慎、馬融、鄭玄諸家好言古文。其書之傳者，惟許、鄭兩家。許慎《說文解字》引古文經以證六書，鄭玄輒以古文讀正今文之字，知古文家專明訓故，其譚先王之制、為政之體，非博士所傳，不可依也。」此文指出：古文經源出劉歆附會改竄古文舊書，而東漢諸儒，不明其源，沿劉歆所定之古文經，更作故訓，因而許、鄭之學即劉歆之古文經學，宋氏更認為這些古文家但明詁訓，其所談之禮制，皆不可依。宋氏所提出的劉歆偽作古經說及許、鄭之學等同古文經學說，基本上已訂定了自後今文經學家對古文經學的批判及定義的基礎。 時代稍後的魏源又云：「余讀《後漢書》〈儒林傳〉，衛（宏）、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