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2009年研讨会综述.docVIP

湖北省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2009年研讨会综述 一、关于农村水资源保护问题 吕忠梅教授做了关于《农村水资源保护的法律需求——以湖北农村水污染防治现状为例》的主题报告，以湖北经济学院法学系课题组对湖北省的水资源调查的实际结论以及调查结果为例，向大家展示了现在湖北农村的水资源现状。 吕教授首先指出，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通过20 年之际，借此机会来反思中国环境法制建设所走过的历程当中我们还需要不断完善和不断改善的地方。她强调，省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研究湖北的环境问题，研究湖北的环境法律问题。湖北是一个千湖大省，江河纵横，湖泊众多，水资源保护直接关乎湖北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兴衰成败。如何研究好水的问题，如何为湖北的水立法做贡献，如何为湖北省的水法制建设提供建设性意见，是省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吕教授指出，现在中国环境立法有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污染控制的立法80%是为城市而立，农村的立法非常至少，并以现行《水污染防治法》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加以分析。她质疑为什么有80%的农村面积、80%的农业人口法律却有80%是为城市而制定，难道农村不需要环境法？在此基础上，吕教授提出三个问题：1、农村是否需要环境法；2、农村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法；3、农村需要哪些环境法。 吕教授指出，通过多种途径的调查得到的整体结论是：湖北农村的水环境的基本状况是局部有所改善，整体趋向恶化。湖北农村水污染状况两个明显表现是：一是饮用水不安全，二是水华频现。报告以翔实的调查数据对两种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 吕教授认为，农村水污染原因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农村面源污染；二是乡镇企业的污染以及城市污染向农村的转嫁。农村面源污染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农村生活污染源（包括生活废水和垃圾）；2、农村畜禽养殖污染源；3、农村种植生产污染源；4、水产养殖污染。对于第二种原因，调查发现，湖北农村水污染中乡镇企业的问题最大，这些造纸、印染、电镀、化工、冶炼、矿产、机械加工和建材等企业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了大量的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物等污染物，严重污染了农村的水环境。而这些乡镇企业的技术、工艺、设施等大多是城市淘汰转移来的。此外，城市的污水、垃圾和粪便等都是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了农村，农村成为了消纳城市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以及承接化工厂、冶炼厂、制药厂、造纸厂和电镀等污染严重企业的主战场。报告同时介绍了湖北省近些年采取的关于农村水污染防治的措施。 最后，吕教授对现行农村水资源保护的现状和出路做了总结。她指出，第一，农村水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的法律供给严重不足，农村需要环境法，尤其是面源污染防治立法。第二，农村水资源保护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符合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发展需要的环境法。第三，农村水资源保护立法至少应明确农村面源污染防治体制、建立农村面源污染防治制度、畅通农村面源污染控制机制。 二、关于碳排放交易问题 第二阶段研讨会由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副局长臧小平同志主持，省司法厅副厅长李仁真教授做了《碳排放交易的法律思考》的主题发言，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罗吉副教授、杜群教授和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王晓丽副教授分别作了评议。 李教授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出发，从国际法角度对碳排放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她首先分析了碳排放交易的概念和特征。她指出，碳排放交易或称碳排放权交易，在本质上属于排污权交易，是以“限额与贸易”或“基准与信用”体制为基础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基于“限额与贸易”体制的碳排放交易，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具有强制性的碳排放总量限额；第二，排放配额是免费分配的；第三，配额可自由交易；第四，配额应当予以缴纳；第五，实现减排目标的措施灵活。基于“基准与信用”体制的碳排放交易，没有一个法定的强制性的碳排放限额，排放实体的参与通常是自愿性的。 在此基础上，李教授分析了碳排放交易的国际法依据，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立的原则性框架则为这一机制的形成奠定了法律基础，而《京都议定书》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碳排放交易的法律机制。前者设定了一个最终目标，提出了“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预防、促进可持续发展、开放经济体系等基本原则并规定了各缔约方的义务。后者则是第一个为发达国家规定量化减排指标的国际法律文件，并就减排途径提出了三种灵活机制，即联合履约机制、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权交易。 随后，李教授谈到了碳排放交易与WTO 的关系，实质上也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所创制的国际应对气候变化体制与以WTO协议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制之间的关系。她主要从配额或信用是否构成“商品”或“服务”、配额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