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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艺术设计：一种生活的艺术观 ――明清环境艺术设计与陈设思想简论 李砚祖 在现代艺术设计专业中，所谓“环境艺术设计”大致包括室内设计与室外及公共场所设计等内容。环境艺术设计是一个比较大和新的概念，从字面上来理解，是对人所处环境进行的艺术设计；环境本身所指就很宽泛，有时是很难设计的。事实上，作为艺术设计专业的环境艺术设计是以室内设计（包括家具）与陈设为主体、兼顾室外一定范围环境（含庭院甚至园林）的一种设计艺术。这一专业在90年代以前称之为“室内设计”，按照中国传统的词汇与解释即所谓“陈设”。随着艺术设计学科的形成与成熟、设计概念的广义化与深度化，以及人对室内环境与室外环境一体的要求，形成了对室内外环境作整体设计的思想，采用“环境艺术设计”以取代“室内设计”的专业名称，即是现代整体设计思想的产物。但是，综观当代室内外环境艺术设计，除去那些有条件的宾馆饭店以外，大多数的设计并不注重整体性，反而表现出一种封闭与隔离的倾向，尤以住宅的室内设计为甚。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住居“装修”成为普通百姓生活中的大事，搬迁新居要装修，旧房子一旦有条件也都想进行装修，这已形成了一个社会热点，不仅涉及千百万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它亦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和当代文化的表征。遗憾的是，当代这种装修热中表现出的追求高档、豪华的单一倾向，已到了庸俗、低劣、无文化品位、无审美情趣可言的地步。不少的装修设计唯港台风格是从，唯洋是从，中国民族的、传统的设计艺术精神与品格被淡化和遗忘了。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明清环境艺术设计及其思想的分析入手，寻找其内在的文化意识和精神，或许对当下的“装修文化”乃至环境艺术设计有一点启示。 一 “宜设而设”与“精在体宜” 在明清有关设计的论述和笔记中，“宜”是一个核心的概念，有体现着一种价值的标准。如计成在《园冶》中提出造园设计是“巧于因借，精在体宜”；李渔在《闲情偶寄》论述有关建筑、造物、陈设时亦以“宜”为准则，如“制体宜坚”、“宜简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斫”、“因地制宜”等；文震亨在《长物志》中亦强调“随方制象，各有所宜”。“宜”在诸家之论中有共性的一面，又有不同层次的区别。大致可以分为三例：一是因地因人制宜；二是宜简不宜繁；三是宜自然不宜雕斫。因地因人制宜，是属于及物层面，是艺术设计中实用的基本层次；宜简不宜繁已经提供着某一审美的向度和形式选择；宜自然不宜雕斫，则趋于某种独立的精神追求与人格建树。这三例又几乎形成中国传统室内外艺术设计的基本精神构架，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 因地因人制宜 郑元勋在《园冶·题词》中谓：“地与人具有异宜，善于用因，莫无否若也。”计成，字无否，他在设计中善于用因，善于用因在于其能制宜。他提出：“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因借是方法，是程序，而体宜是目的，是结构，是最终设计价值的体现。“因者，随基势之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则亭，宜榭则榭，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谓精而合宜者也”因借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一主内，一主外；在内部的设计上，须循形而作、因势而为，无论偏径婉转、亭榭顿置，要在“精而合宜”。精，有精明、高明至巧之意，又有精确、精炼趋神之蕴，虽如此，尚不足为范，而需“相宜”，宜是现实层面根本的核心所在。在《园冶·装折》篇中，计成提出：“凡造作难于装修，惟园屋异乎家宅，曲折有条，端方非额，如端方中须寻曲折，到曲折处定端方，相间得宜，错综为妙。”既要曲折变化以；利活泼灵动，又必须有内在的一致，即整一性；既端方周正、齐整一致，又有变化活泼之态、错综复杂之势，以致“构合时宜，式征清赏 ，”关键仍在于一个“宜”字。 “随方制象，各有所宜”是文震亨在设计上提出的一个总原则。如山斋的设计，“宜明净，不可太敞。明净可爽心神，太敞则费目力。或旁檐置窗栏，或由廊以入，具随地而宜。”而“堂之制，宜宏敞精丽，……高广相称。”山斋之宜，是随地之宜；堂之宜，则是因功能而置宜，不片面追求高大宽广，要在适宜，其宜亦即适用之宜。李渔说得更为明确：“人之不能无屋，尤体之不能无衣。衣贵夏凉冬暖，屋舍亦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壮则壮矣，然宜于夏而不宜于冬。登贵人之室，令人不寒而栗，虽势使之然，亦寥廓有以致之；我有重裘，而彼难挟纩故也。及肩之墙，容膝之屋，简则简矣，然适于主而不适于宾。……吾愿显者之居，勿太高广。夫房舍于人，欲其相称。”可见宜的着眼点是人的实际可行的生活内容与尺度。 从为人的设计而考虑，有共性之宜，亦有个性之宜。共性之宜是人普遍能接受的东西，不受贫富贵贱的制约。如李渔言：“人无贵贱，家无贫富，饮食器皿皆所必需。一人之身，百士之所为备。子舆氏尝言之矣。至于玩好之物，惟富贵者需之，贫贱之家，其制可以不问。然而粗用之物，制度果精，入于王侯之家，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