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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势力与利益群体对媒介  的控制 讨论组成员: 贺忠031212223、 刘镌031212224、 徐丽欣031212205、李馨维031212225、 陈飞031212201、 周蝉031212221、 郑辉031212220、 张尚璞031212216、 王明浩031212215、王沛031212228、 王纪元031212213、袁臻031212204、 钟铭031201221 媒介控制的三个方面： 1：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 2：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 3：广大受众的社会监督控制 (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竞争与秩序、生产与消费 等） 经济势力和利益群体的控制“是在一定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范围内进行的，因此也带有明显的制度性因素。” 思考：如何控制？有何表现？中国的现状如何？在媒体产业化、市场化、集团化的浪潮中，中国如何保障一般社会群体的传播权利？如何弱化经济势力与利益群体的不利控制？ 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媒体与民主发展的关系，学者们致力于批判的是传媒的两个神话：关于公众服务的神话和关于言论自由的神话。 这两个神话的破灭有两个主要原因：国家权力的制约；资本权力的横行 。 资本如何横行？有何表现？ 进入传媒市场的成本大，门槛高，传媒业的所有权逐渐集中到有钱人手中 。 为降低经营风险，媒体不断集中和联合，最终实现垄断。 为追求共同的资本利益，形成统一的口径，多元的声音也就弱化乃至消失 。 为实现资本增值，所有者对传播内容进行控制。 媒体与市场紧密相连，钱成了进入媒体的通行证。 哈贝马斯指出，在报纸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背景下，报纸也就受到了企业外部利益集团的各种影响。19世纪后半期大型日报的发展历史表明，报刊业在商业化的过程中，自身也越来越容易被操纵了。 “自从编辑部版面的销路与广告版面的销路越来越密不可分，报刊业变成了某些私人的一种机制。也就是说，变成了有特权的私人利益侵入公共领域的入口。” 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其《关于电视》一书中，也深入剖析了文化生产市场的与商业逻辑的相互关系，并得出结论说：电视在当代绝不是一种民主的工具，相反，却带着压制民主的强暴性质和工具性质，已经从文化和交往的传播手段沦落为了一种典型的商业操作行为。 布尔迪厄认为，商业操作下的媒介以暴力、色情、娱乐等来转移人们对公共事物的关注，温柔地剥夺了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使国家重新帝国化、封建化，引发了媒介帝国时代的政治生活危机。 利润与道义：天然的隔阂 媒体具有商业价值已被投资商提高到无限的高度，而把文以载道降到了最低的限度。 “投资人的投资期待是收回成本并赚取利润。这与媒体的价值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般受众群体的利益呢？谁保障？ 中国的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绝大部分媒体靠广告和发行收入，摆脱了长期依赖政府财政拨款的处境。但由于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中国媒体产业的一些功能被忽略，与市场长期保持疏离。 省级以上新闻媒体大多已停止财政拨款，实行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媒体经营收入的75％～95％来源于广告经营收入，又受制于经济环境而显得脆弱。 全国规模最大的新闻媒体——中央电视台95％的广告收入来源于第一套节目的广告。全国有线广电网络建设急需巨额发展资金。就连国家以5.45亿重点扶植的五大新闻媒体网站，仍严重缺乏发展资金。 一提到钱，问题就复杂了！！ 看一个寓言故事：“一只小兔子不满于栅栏里的生活，成天憧憬着不受栅栏羁绊的广阔天地。有一天，它的梦想成真，一早醒来它发现栅栏消失了，但是，在它身旁却躺着一只大狮子。” 国内的动作：借壳上市（博瑞，星美等），走集团化道路 入世后，强大的海外传媒集团的挑战及其曲线进攻。 内部： “中国媒体面临的一个必然选择是进入资本市场，最大限度地筹集和盘活资金，实现超常规发展，形成大规模的多媒体、跨媒体传媒集团，巩固和加强在舆论领域的主导地位。” 这就足够了吗？如何避免集团化走向极端而出现的问题？ 外部： 虽然中央明确宣布新闻媒体全部属于国有，不允许涉外资本介入，但国外媒体凭借巨大的资金和内容优势，还是悄然渗透中国杂志媒体中。内外资金与媒体各种方式的合作，就像出版业将书号放给书商一样，是“公开的秘密”。 曲线进攻 台湾最大的杂志出版集团PChome向台湾媒体证实，香港富商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