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制度）要合“理”合“情”.docVIP

经济政策（制度）要合“理”合“情” 在进行经济史方面的教学中，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无疑是重点也是难点知识。我们常常会碰到有关对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评价问题，评价制定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标准和依据到底是什么？有哪些？我看简单而言：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要合“理”合“情”才行。这里所谓的“理”，指的是客观经济原理、经济规律。其具体包含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价值规律；农工商业的比例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和区位布局。经济原理、经济规律是评价制定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第一标准和依据。在中学课本涉及的上述经济原理之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了，可以说中学课本中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在本质上就是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生产关系包含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产品的分配制度以及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情”指的是国情、“时情”和“人情”。首先看国情，国情的要素很多，它包括一个国家的资源、人口、地理位置、政治制度、经济水平等因素，如果说要把国情作为制定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依据来说，生产力无疑是一个国家国情之中优先考虑的因素。在这里，合国情也是合“理”的表现。每一个国家制定该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时候都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最典型的事例有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亚洲经济的发展》，为什么东亚、西亚、东南亚许多国家经济建设上成就卓著？那是因为不同的国家根据本国国情实行了不同的经济政策之故。比如新加坡，国小、人口多、资源贫乏，新加坡领导人能够认真分析本国国情，利用地处东西南北十字路口的优势，重视教育，将人口多的劣势转化为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重视旅游，重视转口贸易。战后东欧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不能依据本国国情，照搬照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国民经济上不去，最后导致东欧剧变。相反，同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在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彻底抛弃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结果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重大进步，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国情决定国策，国策关系国运。 所谓“时情”就是历史背景，就是形势、局势。“时情”是调整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它主要是处于变动中的国情，只是我们观察的角度不同。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讲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什么非那样实行不可呢？原因就是一个，“时情”使然。历史上的沙皇俄国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算是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经过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后，苏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生产力力水平低下。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俄政权面临着外抗强敌、内平叛乱的严峻任务。经济实力薄弱与政治、军事形势严峻的矛盾十分突出，这就是俄国的“时情”，怎么办呢？只有打败内外敌人，苏俄政权才能得到巩固。所以军事斗争在苏俄政府的各项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要保证军事斗争的胜利取得，非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可，极少的好钢要用到刀刃上，这样就出台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所谓“人情”指的是众人之情，也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在中国古代史上，每经历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以后，人口剧减，死的死，逃的逃，社会经济凋敝。老百姓希望过上安稳的日子，就连统治者也盼望早日安定人心，安定社会，这样才便于统治。于是许多新王朝统治者建立政权之初都实现了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像西汉、东汉、隋、唐、元、明、清朝初年的统治者都在经济政策上实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之举。经过政策和制度的这么一调整，不久就出现了治世局面。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方案不错，但就是无法立即调动广大农民阶级的积极性，原因在哪里？在于它不合广大农民阶级的“人情”，它是“远水”，解不了农民阶级迫切需要土地的“近渴”。 以上是我对“理”和“情”的解释和例证。但是涉及到对某一具体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评价时，有些需要考虑一个因素，比如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有些则要考虑多个因素，比如说，关于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一方面，它反映了广大农民阶级要求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这就是其革命性所在，这一点它是合“人情”的，合众人之情。另一方面，《天朝田亩制度》要废除私有制，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进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它严重违背了最基本的经济原理，那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水平。因为当时的中国生产力水平很低下，不具备消灭私有制、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分配的条件。《天朝田亩制度》不合这个“理”，具有空想性，根本无法加以实施，当然也不合中国当时的国情。1958年新中国实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既不合国情、“时情”、“人情”，更是不合经济原理，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农村经济的长期低迷徘徊。所以1978年农村率先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下子“情”也合，“理”也合。随之农村经济取得了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