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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并列存在的二元架构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研究和解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其核心内涵则是关于社会相对于政府的自治功能及与其的互动程度。因为，从政府与社会内在联系和互动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社会功能的不断强大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一种 动力性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决好政府与社会的职能分工问题，对于探求当代中国社会自治的实现方式，统筹协调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展望现代国家与社会健康关系的美好前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与社会并存的二元架构是一种历史现象 　　发端于西方１７—１８世纪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化架构，在理论上被看作是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制衡，它是对封建专制的一种革命和进步。而关注中国“本土情怀”的学者们认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从那种并不适合于中国的近代西方经验里抽象出来的一种理论构造”。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过去那种简单的现代化思维范式已经开始让位于反思现代化的思维范式。这种反思不仅是重新评价既有的价值理念以及社会制度的过程，同时更是重新认识我们的生存环境以及我们自身的价值，亦即把人的发展植根于社会与国家矛盾及其发展的历史变迁之中。 　　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市民社会所具有的制衡国家权力的功能，经常性地使它们之间处于对立和紧张的状态，为此，西方国家也在进行着不断的调适和修正，竭力调处个性与共性、公域与私域、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厘定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使国家与社会及公民之间达成某种妥协与均衡，进而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然而，从深层次上进行分析，这样的调适和修正在最本质的意义上，是国家与社会及公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博弈，所以无论从哪个视角进行考量，都很难找到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及其实现路径。 　　然而有学者认为，“西方模型只有在历史意义上说是西方的，但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则是全球性的”。特别是随着市民社会理论和实践的不断系统和深化，社会与国家的“牵连与互动”充分体现了超西方的价值观念，由此我们的分析视野并不在于“二元架构”究竟是不是现代化进程所必须的，而在于不可简单照搬西方模式，并如何真正赋予其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过去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认识和实践上的偏差及失误，因而实行了高度集权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形成了国家包揽和控制社会，权力遏制和侵吞权利的非均衡、不正常状态。进而在２０世纪末，由众多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调适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发挥了过去曾被消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由此可见，市民社会并不是一种自然和不变的事物，而是一种历史现象；也不是一种僵化和固定的模式，而是具有不同特质的社会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进入我们视野中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应该是扬弃和超越了与国家“抗衡”为起始点的“公民社会”，而这个新的广阔空间既不同于西方的“市民社会”，也不同于传统国家的“民间社会”，它最终将属于整个人类社会。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恰恰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加速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它决定了中国社会与政治架构既不可照搬西方模式，也不可固守传统和拒斥世界发展潮流，而必须在反思、超越和建构的基础上，肩负起自主创新的重大使命。 　　社会结构变迁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创新的重要根源 　　社会结构是社会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的一种基本方式，而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精神领域的有机结合则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从理论上讲，一切社会中的“三大领域”应该充分体现各不相同的轴心原则，进而发挥各自的社会功能并共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但是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权利直接具有经济和社会意义，从而造成了诸领域以政治领域为中心的依附状态，展现了一种单元板结的社会结构。于是，政府在行使国家职能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即高度集权和计划管理，特别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政府直接掌握着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企业完全依附于政府并且成了政府的附属物。在这种政治领域对经济领域进行强控制的条件下，企业效率低下而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的自由空间逐渐加大，资源流动不断加速，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集权体制在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基础，整体性、同质性社会开始解体，引发了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利益分化和资源分散水平不高、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不力，社会的自主自治自律性较差，加之“国家主义”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等等。为此，加大以“小政府、大社会”为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已成为进一步推进社会自主性与多元化发展，建立起国家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