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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公司应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刘洋 　　1、搭车女深夜遇色狼，犯罪分子被绳之于法2001年10月15日深夜11点，20岁的女青年张某在朋友家玩完后回家，途中正好遇见一辆出租车，为了早点回去，她便招手拦车。出租车停下后，张某见车上已经有了三名乘客。见到张某是孤身一人，其中一名乘客便让张某上了车。然而，张某没想到，一场噩梦正在等待着她。一上车后张某即被挟持。车子刚行使不久，一名男子即在前排座位对其进行猥亵，随后，张某又被从前排拖到后排座位，并被其中两名男子采用暴力手段先后强奸。然而，事情并未因此而结束。张某当晚被挟持到淮阴区。次日晚，张某又被其中一名男子在其宿舍内强奸。直到第三天，张某才回到家中。 　　2001年11月7日，两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归案。经查，两名犯罪分子分别叫李华军、李建波，均是该市淮阴区某镇人。事发当晚，二人与朋友徐某某租乘该出租车前往洪泽县过程中，遇原告张某拦车。2002年4月2日，李华军和李建波以强奸罪分别被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十五年。受害女子名叫张某，今年20岁。不幸发生后，张某身心遭受了巨大打击，一直精神恍惚，情绪低落，甚至对生活失去信心。经济上，不但张某自己花费上千元的医疗费用，而且也给家里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因全家从事水产养殖，当时正逢螃蟹出塘时期，为了治疗和及时协助公安机关破案，全家被迫停止生产经营，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为此，在对几名犯罪分子进行刑事审判过程中，受害人张某以两名被告人和另一种乘车人徐某某及驾驶员王某某为被告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希望能给自己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失得到一些补偿。然而，李华军没有任何赔偿能力。2002年4月21日，在法院的主持下，原告张某与几名被告人达成了调解协议。被告人李建波以及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王某某、徐某某三人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0元。原告张某自愿放弃对被告人李建波、李华军及王某某、徐某某追究民事责任的请求。 　　2、忍辱负重再上法庭，状告汽车公司精神损害“3000元的赔偿金怎能弥补身心上的巨大损害，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思来想去，张某及家人认为，她之所以在出租车内被强奸，驾驶员和出租车公司是有责任的。如果她不坐该出租车就不会发生这场不幸了，如果在她遭受损害时，驾驶员能管一管也可能不会发生悲剧了，这难道就不是责任吗?想到这里，张某心里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在接到调解书后的第三天，张某一纸诉状将出租车所属的单位、该市汽车运输集团公司告上法庭。 　　张某在诉状中称：事发当晚，我是见到被告单位的出租车后才招手打车的，我上车后不久即被挟持，并先后两次遭受暴力强奸。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我怎样在车上挣扎、喊叫，要求停车和下车，被告的驾驶员均视而不见、听之不理。该车的司机存在着明显的过错。因此，对我遭受的不法侵害被告汽车公司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求被告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3万元。 　　见到自己被告上法庭，汽车公司辩称：原告所遭受的损害是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所致，我公司不是直接的侵权人，驾驶员也不是我公司的职工，怎么能要我们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呢?同时，既然原告放弃了对犯罪人和驾驶员责任的追究，就不应再要求我公司承担责任了。因此，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3、原告代理人认为，承运人应当履行救助义务经法院查明，王某某并不是被告汽车公司职工，而是案外人周某某雇用的驾驶员。2001年1月1日，汽车公司的下属单位出租车分公司以资产补偿的形式将该出租车承包给周某某经营，直至本案发生。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认为被告应承担责任，并提出了两点理由：第一，作为客运合同的承运人，汽车公司的违约行为是导致案件发生的首要原因。在从事客运经营过程中，当车上的犯罪分子对原告实施暴力犯罪时，被告的驾车人员不但对原告停车、下车的要求置之不理，而且对违法行为不予制止，也不积极设法报警履行救助义务，最终使原告遭受了极其严重的侵害。第二，被告汽车公司与周某某的关系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单纯买卖行为，这是一种承包经营关系。汽车在营运中均是以汽车公司名义进行，车上也喷着被告公司的字样。出租车驾驶员虽是承包人雇用，但同样是以汽车公司名义对外经营，车辆的运营就是法人的一种经营活动，所以不能排除其民事责任。 　　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汽车公司对其与周某某之间是一种承包关系表示认可，也承认公司与原告之间是一种运输合同关系。但同时认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仅适用于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合同法中并没有违约而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本案侵权人是犯罪分子，汽车公司并非侵权人，因此不能承担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4、违约中精神损害无法律依据，原告诉请被法院驳回2002年6月30日，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健康权是一种绝对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身心健康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精神损害赔偿，是当事人人格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有权要求加害人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