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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更新的空间生产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于海 城市更新是城市空间的改造、重构和生产，中外文献关于最近三十年上海城市更新的讨论多在空间生产的理论视野里展开论说。主要的观点是以国家主导并以新自由主义，绅士化，消费主义等为导向来定义这场空间生产，这不仅说出了事实，也抓住了上海经验的中国特点。这些论说都包含着某种判断，即在这场国家主导的市场化城市改造中，得益最大的是国家和发展商，而不是民众，民众甚至为此城市化和绅士化付出了被迫迁离中心城区的代价。 这些评论确有洞见，洞见在于将上海经验概念化，如空间生产和绅士化概念等，为上海研究引入了前沿的学术分析。洞见还在于触及到中国经验的核心：国家和政府主导。但用西方的成熟概念加诸上海经验，难免为概念所缚而遮蔽事实。就本文的议题而言，一是空间生产概念本有地方脉络，多数论说却语焉不详。而本地的认知和实践恰对理解上海城市更新之为一空间生产过程至关重要。二是论及更新战略和目标，多数论者只谈市场化和绅士化，不谈或很少谈到社会民生，以为只有一个市场机制，这显然是偏颇之论。上海城市更新大势有两大动力，一是国家战略，三个中心一个龙头；二是执政党理念，民生改善，这不是宣传，而是中国国情决定的。此不仅是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国家制度的治理机制，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共是无法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推给别的政党和政治力量的。上海的大变样，不仅为打造一个全球城市，也为建设一个安居城市。期间的演变，观念的变化、制度和改造模式创新等正是本文要在空间生产的主题下展开的内容。 一、八十年代城市改造：体制内的探索和努力 上海的城市改造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城市发展战略是从国家的工业基地转变为综合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并恢复上海曾经最为人称道的金融和贸易的国内和国际的中心地位。但八十年代尚无清楚和自觉的空间生产的概念，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宏观形势讲，受制于国家改革的战略重点不在上海，上海城市改造并未成为国家战略，改造的力量和资源仍然只限在地方的层级和体制的框架内，虽然十分地努力，城市改造无法形成规模。更重要的是空间生产所凭借的土地资源，仍然没有被赋予商品的属性，从而不仅限制大规模的空间改造。也难以形成自觉的空间生产概念。 让我们引入列费佛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奠基者，在《空间的生产》中他以“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和“表象的空间”诸方面分析空间过程，揭示了空间生产的两种类型，即体现政治正当性和文化传统的象征空间的生产，和为特定经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需要的功能空间的生产。前者的例子，外国有十九世纪豪斯曼的巴黎的重建，本地的有跑马场的关闭和改建。对巴黎的重建，哈维这样评论，那些“伴随着都市建筑重建而出现的永久性纪念建筑（空间与视野的设计集中在帝国权力的重要象征上）有助于支持新政权的正当性”。而对跑马场关闭，笔者曾这样评论，“在社会主义的上海的市中心当然不能再有代表殖民地文化和租界生活方式的跑马场的容身之地，跑马场被废弃，转而被开辟成动员和集合人民投身政治运动的人民广场，和劳动者休憩娱乐的人民公园，是必然而有的空间政治学”。后者的本地例子是解放后上海的工业区和工人新村的建设，此可归为社会主义工业空间的范畴。空间生产的这两个方面并非平等的关系，按照列费佛尔，空间的政治学多少决定空间的经济学。上海南京路49年前后的变化是一佳例。Zhen Yang 和Miao Xu的研究，分析了南京路怎样在灭资兴无的意识形态和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理念下，从一个十里洋场蜕变为一条交通干道的过程。南京路的例子表明，革命意识形态本具有去奢华去消费的景观生产的作用，它坚持无产者的审美观，实意味着审美的简单化甚至简陋化。在以生产型城市取代消费型城市的战略下，城市空间生产的概念主要是功能性的，除去纪念性的建筑和空间，不雕饰不美化不追求视觉效果的景观就是正当的，自然不会产生景观意义上的积极的空间生产意识。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为革命意识形态所塑造的空间生产概念是不完全的和不自觉的，重要的是此种自觉中的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导向、社会身份区分和再生产意义的空间生产概念根本上是与社会主义的平等和正义理念格格不入的。 哈维说过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换言之，只有当土地成为资本进入循环，才有完全意义上的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八十年代已有资本和资本运作，但土地尚不是资本概念，城市土地是国有财产，都是在公有单位之间无偿调拨且无偿使用。土地不是商品，土地作为生产过程头等要素的价值含义就淹没不彰，如此，与土地关系最为直接的空间生产就被片面化为土地上的住宅生产，马路修建或其他种种的物质环境的生产，而非将土地的用途、空间的品质、自觉地经营空间使之具有不仅象征意义也有商业价值等包含在内的一意义丰富的空间生产。 然而也正是没有此资本积累意义上的空间生产，八十年代的城市改造就完全不是新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绅士化过程，而是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