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概念与行动.docVIP

第五章 概念与行动 ? 1、社会关系的内在性 ? 人与其行为所体现的观念这二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确是从不同的观点来看待的同一样事情；为了说明这种说法的含义，我现在要考察一下，当一个社会的流行观念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当新的观念进入语言而旧的观念从语言中消失，此时所发生的事情的一般性质是什么。对于这里所说的“新观念”，我应当作出一种区分。设想一位生化学家进行某种观察和实验，结果他发现了一种导致某种疾病的新细菌。从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给这种新细菌取的名字代表了一个新的观念，但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愿意说，他在既存的观念框架中做出了一个新发现。我是在假设关于疾病的细菌理论在他所使用的科学语言中已经建立好了。现在把这个发现与细菌理论的首次阐述所带来的影响比较一下，与细菌概念当初向医学语言的引入比较一下。后者是一个远为更加根本变革，它不仅关系到在看待事物的既存方式内的一个实质性的新发现，而且也关系到看待关于疾病起因的整体性问题的一种全新的方式，[以及]新的诊断技术的采用，关于疾病的新型问题的追问，等等。简言之，它意味着关那些以各种方式参与医学实践的人们采用了新的行事方式。要解释这个新概念以何种方式影响了医疗职业中的社会关系，也要包含着去解释这个概念是什么。相反，离开了它与医学实践的关系，这一概念自身将是无法理解的。一位医生，如果他，第一、宣称他接受疾病的细菌理论，第二、宣称他致力于降低疾病的发生率，而第三、却全然忽视了隔离传染病人的必要性，这个医生的行为将是自相矛盾和不可理喻的。 又比如，设想一个社会，那儿不象我们这样有专名（proper names）的概念。在那儿，人们被认识的方式，是通过比如说一般的描述性短语（descriptive phrases），或者通过数字。随之而来的同样还有其他大量的与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不同。个人关系的整个结构将会受到影响。考虑一下在军队和监狱生活中数字的重要性。想象一下，爱上一个只是通过数字而不是通过名字来认识的女孩，这将会有多少不同之处；以及这将会给比如说爱情诗，带来什么影响。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开发专名的使用，这当然会被视为引入了一种新观念，而仅仅在既存框架中引入一个新的具体专名，那就不能如此看待。 通过这些例子，我是想要表明，一种其重要性足以使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新观念的新的谈话方式，其中蕴含着一套新的社会关系。一种讲话方式的消失同样如此。拿友谊的概念来说：我们在潘能洛普·豪（Penelope Hall）的书《现代英国的社会服务》（The Social Service of Modern England ）（Roultedge[出版社名称――译注]）中读到，与其顾客之间建立一种友谊的关系，这是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责任；但是她决不能忘记她的首要职责是遵守她的受雇机构的政策。这是对从前所理解的那种友谊概念的贬低，那种友谊概念不容许有这种分裂开来的忠诚，――如果不说是两面三刀的话。就旧观念被这种新观念所替代而言，社会关系被消灭了（或者，如果有人反对在这里掺进个人的道德态度，至少它们被更改了）。如果说仅仅一个词语的意义发生变化并不必然地阻止人们以他们要求的方式拥有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就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社会关系只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解释一个词语的意义就是描述它如何被使用；而描述它如何被使用也就是描述它所进入的社会交往。 如果人们之间社会关系只是存在于他们的观念中并通过他们的观念而存在，那么，既然观念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关系，则社会关系必定也是一种内在的关系。这使我与休谟的那种被广为接受的原则处于对立中：“如果我们就客体自身考察客体，不超出我们由这些客体所形成的观念，那么就没有什么客体意味着其他任何一个客体的存在。”无疑，休谟的意图是要将这一原则既运用于自然现象中，也运用于人类行为与社会生活中。首先，即使在我们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中，休谟的原则也并非无条件地正确。如果我听见了一个声音并把它认作雷鸣，甚至在我把我所听到的称为“雷鸣”时，我就已经相信了一系列其它事件的发生，比如大气中的放电现象。这就是说，基于“我所形成的观念”――形成于我听到的东西――，我能够合法地推出“另外的客体的存在”。而如果我随后发现在我听见这声音时，它的附近没有闪电，我就只好收回我听见的是雷声这一断言。用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的术语来说，词语“雷鸣”是蕴含理论的（theory-impregnated）；确定发生了雷鸣的陈述与确定其它事件发生的陈述之间有逻辑的关联。当然，这不是说要重新引入任何一种魔符般的神秘的因果联系，这种因果联系休谟会合法地加以反对。这不过是指出休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由对象所形成的观念”并不仅仅由我们从那个孤立客体的观察而来的要素所构成，而且也包括了这一客体与其它客体之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