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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公共文化服务的国际经验 学习借鉴国际经验，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重要的成功经验，深圳更是因此受益良多。2006年我们推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一书，由于时间、篇幅等关系，未能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公共文化建设的先进经验进行充分的总结，本书抱着深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的初衷，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将总结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公共文化建设经验作为重要内容，故特设此章。 一、发达国家和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历史及政策理念 所谓公共文化服务，简要讲就是公共部门为满足公共文化需求而提供的各类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总称。显然，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基本也可以视为贯彻公共文化政策，履行公共文化管理部门及机构职能的过程。为全面了解发达国家和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做法，总结其经验，本节首先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公共文化管理、服务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必要的回顾，并对其所体现的文化政策理念进行适当的概括总结。 （一）发达国家和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历史 广义的文化管理可追溯的历史很长，作为文明古国，我国曾经是世界上文化最繁荣发达的国家之一，因此早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大司乐”等专门的文化管理机构，西方也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文化管理机构。简略来看，发达国家和地区现代文化管理、服务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大约从19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无政府管理阶段”，这一阶段基本上没有专门的文化管理部门和文艺政策，公共文化发展处于自发状态；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现代管理体系的确立阶段”。1959年法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文化管理机关——“法国文化部”的成立，往往被视为文化管理被纳入现代政府行政的标志。这一阶段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直接发育出了西方各种公共文化管理组织、机构、模式、制度或政策（大部分至今仍在实行中）。三是“文化管理的调整、改革阶段”，时间大约为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应因西方“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服务型政府建设”等管理思潮以及文化在公众生活和国际竞争中地位上升的现实需求，西方各国程度不同地进行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调整 ，包括部门、机构的设置，政策、法规等的调整。公共文化管理由传统的“管制型”体制逐渐向更强调服务理念的“公共文化服务”型体制转型，政府更多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为主要职责，管理则以满足公民文化权利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值得指出的是，公共文化与传统的文化艺术管理当然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涉及到“公共”、“公共性”概念。一般意义上代表多数人的，或关系多数人利益的“公共”概念大约在17，18世纪的欧洲等发达国家逐渐形成。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只有在清晰的产权制度下，在“私人领域”之中才区分出“公共领域”，出现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分别，诞生了公共领域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可见，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或曰“公共性”）概念，是指建立在社会公/私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独特概念，其基础是清晰的产权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公共性涉及“公共需求”、“公共领域”、“公共精神”等诸多问题。公共部门（通常即政府，其所拥有的公共权力由个人的部分权力转让而来）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满足或实现公共需求并进而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 管理与服务的提供，必然需要具体的文化政策加以实施。文化政策作为一定社会共同体处理文化事务的方针和原则，其实践亦是古已有之，如中国古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典型的文化政策。但是，文化政策概念的形成比文化政策的实践滞后很多。作为专门学科的“政策学”、大约迟至20世纪50年代才产生形成，“公共政策学”的产生及发展就更晚，其分支“文化政策学”更是60年代后才获得了广泛的发展空间。 就文化政策本身的发展来看,二次世界大战前，文化政策主要作为统治阶级意志，或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战后至90年代，各国文化机构纷纷建立，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前提下，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籍精英意识的影响和文化传播技术（广播、印刷、影视）的发展，文化政策的制定和研究获得很大的发展。此后，随着文化政策实践的推进和社会的发展，文化政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以服务公民文化权利为核心来重新检讨文化政策，同时，因应全球化的快速推进，文化的全球政策开始兴起。二战后，随着各国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闲暇时间增多，广播电视等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文化需求迅速增长，文化市场逐渐形成，文化自身的发展受到普遍重视，各国开始大量兴建文化设施，不断加大文化投入，专门的文化行政机构纷纷建立，各种文化政策不断出台，文化行政管理日渐独立于政治，成为一个涉及面广泛的公共管理部门。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维护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的文化权利为核心，召开了世界第一次讨论文化政策的政府间会议；1982年再次召开世界会议，此次会议继联合国第一个和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