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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修斯《海洋自由论》中译本序言 林国基 西南政法大学 研究员 我们的国门是从海洋上被打开的，习惯上我们把那些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称作“洋人”，把他们的族群称为“海国”，好象他们生下来就是属水的，房前屋后都是海，理应占而有之；又好象我们天生是属土的，只能永远待在陆地上，只要安分守己，男耕女织，世界即可永久和平。世上的事情如果真有这么简单，陆地的归陆地，海洋的归海洋，大家各安其位，互不干扰，那倒也省心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有必要温习一下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据说科学已经发展了，人类已经更加文明了，这本书早就过时了。但即便是这样，书里讨论的主题似乎永远都不过时。这本书探讨了动物世界的战争问题，成书（公元前330年）的前后几年里，他的那位伟大的弟子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6年继位）也在进行一场古代世界最大的战争。这场战争大大促进了人类对宇宙万物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关于战争问题的认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如果说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话。虽然，正如他承认的，他的探讨似乎还缺失了重要的一环，即海洋动物，尽管他谈到了鲸鱼及其颇为奇特的海陆两栖性。毕竟，他的弟子没有发现海洋。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标准，世界上的动物可大致分为三类：地上的爬行动物，水里（包括海洋）的游鱼，天上的飞鸟。为了食物和生存，动物们就在地上（earth）、水里（water）和空中（air）战争（fire）；战争既在同兵种之间进行，如地对地，空对空，水对对，也在不同的兵种之间进行，如地对空，空对地，地对水，水对地，空对水，水对空，等等。这种复杂的战争方式起因于动物们的生存元素（主要是土、水、气三种元素）的复杂性和含混性，也就是说，很多动物很难被确定到底是属于水，还是属于土，抑或是属于气（天空），尽管它们几乎都分享着同一种火元素，也就是战争。动物与植物的最大不同在于，动物没有根，可以自由运动，而不必非得局限于一时一地；如果遇到了某种压力和危机，在运动过程中还能够变形，这大大增加了它们的战争范围和可能性。至于人，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明确分类，但从他的叙述结构来看，他把人放在地上的爬行动物之后来论述，似乎暗示人是属土的。但借助技艺，人既可入海也可上天，当然，这是后话。在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这个问题上，他落落大方，雍容娴雅如神明，虽然笔墨不多，但整本书都在为此做着铺垫。我们可以稳妥地说，在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建构中，这部《动物志》是最谦卑的起点，对于这个起点，人类无须争辩，也没必要遮遮掩掩。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海洋被发现之前，各种人群主要在陆地上运动。他们占山圈地，封疆立界，对着陆地指手画脚。陆地上深嵌着不同的地形和边界，也深嵌着不同的阶级和族群，它（他）们彼此分明其界线，森严其壁垒，伺机侵入对方的领地，试图抹去对方的痕迹或记忆，自然界的地质活动与动物界的生存运动同样频繁和自然。地形地貌的相对独立性使得陆地上的人群也呈现出天然的地域性和封闭性，就其质料而言，人类永远都是属土，他们来自土，也归于土；尽管各个族群的构成（Constitution或Regime）可以有各种形式（变形），或出于必然，或出于偶然，它是公共灵魂，属火（fire），尊贵如神明。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群兴起着，也毁灭着，毁灭着，也兴起着，如日月之更替，四季之循环，从容而自然。在西方，这叫政体循环律，我们则称其为黄宗羲定律。那时，人类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运气和强力。如圣奥古斯丁所说，人类在罪恶的圆圈上打转转。 　　这一切皆是土地（earth）的自然本性使然：滞重，稳定，有形，可以被占有、划界和记忆，便于确立事实，传承法权。陆地上有自然的疆界，也有人为的疆界，但没有永恒的疆界。陆地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个人群彼此向其他人群封闭了土（earth）、水（water）和气（air），但却分享着战争（fire）。陆地就是战争，战争就是历史，因为只有陆地可被占有，只有陆地上能保存记忆，这些记忆都是悲剧的好素材。陆地－战争－历史乃是更为古老的三位一体，当它们被深深地嵌入大地之时，大地上还没传扬过圣父－圣子－圣灵之名。 　　在罗马史家塔西佗（Tacitus，55－117）笔下，帝国的夕阳总是以反讽的优雅情调映衬着山北日尔曼人的正直，勇敢，高贵和纯良，他们俨然是旧世界的终结者，新世界的主人。当罗马人征服了几乎所有已知的土地，开始在帝国边境修建类似长城之类的防御工事，从而向外界封闭其疆土时，日尔曼人对罗马人很不以为然。塔西佗是这样记述这件事的：帝国时代，莱茵河以东有一个叫作藤克特利（Tencteri）的日尔曼部族，他们派代表前往莱茵河以西的罗马殖民地科隆，在那群被罗马人的城墙围裹、被文明世界的奢华所奴役的同胞面前，重申日尔曼人对莱茵河两岸土地的古老权利，他们告诫自己的同胞，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