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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理论论文-浅议乡土社会与法治 　　【摘要】本文试图从乡土社会的概念、特征入手，探讨乡土社会中的法治问题。在乡土社会中法律的适用遇到了极大的障碍。面对这些障碍，我们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法治模式。仅仅依靠这种模式在乡土社会又是不够的，必须对乡土社会的道德文化进行重建。 　　【关键词】乡土社会；法治障碍；模式选择；契约精神 　　【正文】 　　一、?乡土社会的概念及特征 　　众所周知，民法为市民社会的法。所谓市民社会乃相对于政治国家而言。欧洲各国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发生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彻底分离。市民社会的形成是由于人们通过订立一个社会契约，让渡部分权力给自己信任的人，从而形成公权力。[①]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是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国家之手，另一方面，市民社会则从政治国家中获得解放，成为纯粹的经济社会。 　　笔者认为，在我国有学者花很大的精力来研究市民社会[②]固然有其意义，但从我国现实情况来讲，广泛存在着一种与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相对应的第三种社会形式——乡土社会。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中提出了这一概念。市民社会是纯粹的经济社会，理应成为法治的“先行军”，但在广大农村“乡土社会”中如何实现法治？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乡土社会的特征有个了解。[③] 　　首先，从人与空间的关系来看，乡土社会是不流动的。 　　乡土社会的不流动性主要表现在：（1）乡土社会的人谋生方式凝固、单一，除了种植业不知道有别的利用土地的方式；（2）乡土社会的人口流动甚微，因为“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土地上的”。（3）乡土社会的人安土重迁，珍视泥土。 　　其次，从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对外以聚居集团为单位的孤立和隔膜而对内是人皆共享的“熟悉” 　　由于安全、经营方式和水利合作等的需要，乡土社会的人往往聚村而居，子孙继承父辈的遗业，人口一代一代的积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由于其农业的发展基本上满足了其自身的需要，因而其无需与外界交往，也正由于此，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鸿沟是巨大而明显的。市民社会的人往往嘲笑乡土社会的人“土气”，殊不知，“土气”包含着一种适应，一种伦理，一种方式。 　　综上，我们认为在中国，乡土社会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对应的第三种社会结构。 　　二、?乡土社会中法律适用的障碍因子 　　法产生的最深刻的根源是经济关系，正是随着商品生产和社会分工的出现，私有财产的形成，人们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的普及，使人们不再仅以家庭为自己生活的共同体，而是把自己的合作伙伴的范围扩大到了全体社会契约的缔结者。由此发生了社会关系结构的根本改变，如果说，过去人们之间的合作靠亲情维系，现在则要靠一种新的规范维系，西塞罗说：“……由此制定了法律，形成了习惯，而后公平地分配权利，形成一定的生活规则。”[④]这样的法律，当然就是市民法。从市民法的形成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契约的观念，团体的观念是市民法产生的前提条件，也是其实施的思想土壤。 　　在乡土社会中，由于其人际关系是相对狭小的，而这个狭小的区域内，人们是“熟悉”的，基于这种熟悉产生了一种信用。这种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这种信用是要求人们按照一定的“仪式”去做。“仪式”与传统社会中礼是一脉相传的。它不是靠一种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 　　再从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来看，乡土社会也不具有产生契约的基础。权力结构可分为三种：首先，是横暴权力，这种权力产生于社会冲突，是用来剥削被统治者以获得利益的工具；其次是同意权力，这种权力是基于社会契约而产生的。个人对于这种契约虽然没有自由解脱的权利，但是这种契约性的规律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必须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再次是教化的权力。这便是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最典型的例子那就是长幼之序，“长老统治”。它们更多的依靠道德教化来使人屈服，也许在更多时候在“长老”们进行“统治”之前，人们已经跪倒在教化的力量之下，“长老”只是作为一种道德教化的象征而已。与市民社会的同意权力相比，乡土社会的人们基本上没有同意的权力，失去了共同同意的这个基础，契约便无从产生。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他认为“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的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像捆柴是想指明：他们常常有若干人组成一个个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的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要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