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以文、学为批评一一以苏轼的杜诗“诗史”批评为例.docVIP

古代文学论文-苏轼：以文、学为批评一一以苏轼的杜诗“诗史”批评为例 ????论文关键词：苏轼??以文论诗??以学论诗??杜诗“诗史”批评 　　论文摘要：苏轼以文为诗、以学为诗，自后山、易安以还，学界多有论述．但对其以文论诗，以学论诗的批评方法，却少有涉及．苏轼以文、学为批评，显然是出于他一贯的以文，学为诗的学术思维习惯和学术背景．他的以文，学为批评，集中体现在其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上． 　　后山、易安以还，对苏轼以文为诗、以学为诗甚至以诗为词的批评、指责甚为严厉。后山“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之语，易安“句读不葺之诗”(《论词》)之谓，大抵是出于“为词尊体”的目的，其着眼自然在“文体辨正”：张戒“子瞻以议论作诗”(《岁寒堂诗话》卷上)之讥，贺裳“多以文为诗，皆诗之病”(《载酒堂诗话》)之刺，严沧浪“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之说，以及船山“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姜斋诗话》)之讽，却又是出于“为诗尊体”的目的，虽然着眼也还在所谓“文体辨正”。这两种批评其实都局限在苏轼的诗词创作实践，所谓“本色”、“尊体”等等，未必不是文体辨正，前人就此所论极多；但对苏轼的文学批评，则多在所谓“崇尚自然”、“道可致不可求”之类。以文以学为批评也是苏轼文学批评的特色，但却极少有人论及。其实东坡以文、学为批评，本是于他以文为诗、以学为诗的一贯学术背景，只是表现的型态不尽相同罢了。即在创作上表现为以文、学为诗(词)，在理论上则表现为以文、学为批评。 　　其实所谓以文、学为批评，并非针对批评对象而言，而只是以为文、为学的标准作为批评的权衡。换言之，即把对文的要求、对学的要求移用、适用于批评对象，以文、学的标准衡诸批评对象。在这意义上，这种批评其实还是一种广义的文体辨正式批评。 　　东坡以文、学为批评，集中表现在他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上，但与后来宋人集中在“诗史”品格的“分我杯羹”式的分说不同的是，东坡只就作为整体的杜诗“诗史”品格的极端进行批评，诚如他之赞誉文与可画竹是“胸有成竹”，他的杜诗批评，亦是胸有“全杜”，即着重杜诗“诗史”的整体风貌，其中发掘某种品格，加以批评和论述。分说如： 　　论题一：以史证诗 　　其实以史证诗并不始于苏轼。魏晋以来的咏史诗多少有这种“以史证诗”的认识，注重“诗”“史”的某些品质互通，朱自清《诗言志辨》说，“原来《诗》本是记事的，也是一种史”，又引闻一多语谓“诗”“志”本是一个字，自然是叙事的，则为其辨正源头：更远如《诗序》为文造事，生拉硬拽，自是以史证诗之法；李善注《文选》以史实史事佐注诗文又在实践上加强了这种认识：咏史诗的发展未尝不可以视作“以史证诗”观念以至“诗史”观念的推进和发展。至于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谓“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重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至大禹敷上，九序咏功；成汤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以史证诗”之意不言自明。宋人“史学”意识的增强，自然可以为其诗学批评提供某些批评的土壤；而诗学批评的发展又反过来可以促进宋人“诗”“史”的旁通化成。比方宋人最遭后世诟病的“以文为诗”，其实质也就是文与诗两种文学型态的异质同构和学术通感(联觉)；而诗学与禅学的打通也促成了宋人诗学批评多以禅喻诗。但把这种学术通感扩及诗学批评，单就“以史证诗”这一论题而言，在宋代，若论其开创之功以及对后世批评产生的影响，则不能不说是苏轼。其《评予美诗》云： 　　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亦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又云：“知名未足称，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诗外尚有事在也。” 　　“诗外有事”的说法，严格说来似乎还停留在“以诗证事”的“实谓”层面，即囿于对“诗本事”的追求和探询；而对“诗本事”的关注固可以视为“诗史”传统的一斑，从《左传》甚至季札观乐即已肇其端；在左氏看来，史本来是“纪事载言”的，“寓褒贬惩善恶”的道德价值也只有在字里行间对“诗本事”的叙述里才能体现出来：但此处“诗外有事”亦未必不是苏轼以文为批评的自觉不自觉的实践。不过苏轼的以文论诗之法，首先看重的倒不是以“文”的章法结构等形式要件规范来衡量“诗史”、批评“诗史”，而是关注它作为“史(事)”的载体在道德方面的价值诉求，这与自宋以来柳开、王禹偶、欧阳修之论“道”一脉相承；不过事实上对“载”的重视，对诗之于“载”的重视，对杜诗“诗史”于“载”的重视。即是“文”的品格的诗化，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传统的“诗言志”说的反动。上引“诗外尚有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