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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困局与出路 2012年10月9日来源：财新《新世纪》作者：George Soros（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主席） 我们走到哪一步了？ 欧债危机引发的是一连串的灾难。6月的欧盟峰会为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扭转局面提供了最后的机会。 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领导下的欧洲当局，包括所有欧盟成员国的首脑，都认识到现在的道路将走向灾难，而且已经下决心要搜寻备选方案。他们也明白银行问题和主权债务问题就像连体婴儿一样，不能被分开解决。他们试图达成一个全面的政策，当然，他们在每一步上都必须与德国协商。 为国家债务再融资的成本对意大利来说至关重要。6月欧盟峰会一开始，意大利总理蒙蒂宣称，除非能降低融资成本，否则他不会同意任何计划。为了避免失败，德国总理默克尔承诺，德国将接受现行法律框架下的任何建议。这次峰会得到挽救。它决定完善银行联盟的计划，允许欧洲救助基金欧洲稳定机制（ESM）和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直接向银行注资。 之后在一场通宵讨论后，蒙蒂宣告获胜。但随后的谈判结果显示，没有任何削减风险溢价的计划能融入现有的法律框架。当默克尔不得不向联邦议院保证西班牙会对任何损失负责时，利用ESM为西班牙银行注资的计划已经被压缩得面目全非。金融市场　做出的回应是将西班牙债券的风险溢价推至历史高点，而意大利的收益率也一起上涨。危机又完全回归了。现在还需要欧洲央行挺身而出。 现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宣布，欧洲央行会不惜一切代价在其职权范围内保全欧元。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Jens Weidmann）则一直直言不讳地强调欧洲央行所受的法律限制。但德国政府在欧洲央行董事会的代表阿斯缪森（Joerg Asmussen）站出来，以欧元的生存岌岌可危为由，支持无限干预。 这是一个转折点。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支持德拉吉，使德国央行行长在欧洲央行董事会中孤立无援。德拉吉最大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出于对欧洲央行9月6日决策的预期，金融市场重新振作起来并开始反弹。不幸的是，即使是无限的干预也可能不足以阻止欧元区永久性地分裂为债权国与债务国。它无法消除风险溢价，只能缩小它，EFSF有条件地对债务国注资也可能使他们陷入通缩陷阱。结果则是，在通过削减债务实现通缩的政策被放弃之前，他们都无法重获竞争力。 阻力最小的方法不会导致欧元区迅速瓦解，但会导致危机的无限蔓延。无序的解体对欧元区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并会间接威胁到全世界。表现好于其他欧元区成员国的德国，将比其他国家衰退得更深。因此，它将继续以它认为必要的最低限度努力来阻止欧元解体。从这个过程中脱胎出来的欧盟将和欧盟起初成立时的愿景完全相反。它将变成一个以债务为基础建立的等级制的体系，而不再是平等的自愿结合。欧盟将会出现两类国家：债权国和债务国。债权国将掌握大权。 作为最强大的债权国，德国会成为霸主。阶级分化将是永久性的，因为债务国不得不支付巨大的风险溢价以获得资本，而他们不能也不可能追赶上债权国，因此经济表现上的分化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人力和金融资源会被吸引到核心国家，边缘国家则会永久萧条。德国人口问题的压力甚至可能减轻，因为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的受良好教育的人将进入，而不是那些土耳其和乌克兰的“客籍工人”。但边缘国家将心怀不满。特权可以带来巨大的好处，但它必须通过照顾那些生活在它庇护下的人而实现。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它成为了大国的主导。但美国是仁慈的霸主，它从事马歇尔计划并赢得了欧洲永远的感激。这一次，德国本来可以享有负债累累的国家对他们的“Schuld（德语，指负债与内疚）”，但他们错失了这个历史性的机会。 值得回忆的是，一战后的德国赔款是导致国家社会主义出现的原因之一。而德国在三个不同的场合减少了他们自己的“Schuld”：1924年道斯计划；1929年的“杨计划”，没来得及阻止希特勒的崛起；最后是1953年伦敦债务协议。 今天的德国没有帝国野心。讽刺的是，正是避免统治欧洲的愿望，部分导致了德国没能在这个局面中应对自如并像一个仁慈的君主那般行事。欧洲央行9月6日采取的行动是保全欧元所必须作出的最低限度的努力，但它也会让我们更进一步走向一个双层的欧洲。债务国将不得不接受欧洲监管，而债权国则不会；经济表现上的差异会被加强。长期萧条，永久分裂为债务国和债权国的前景让人无法容忍。我们还有什么选择？ 两害相权取其轻　 德国必须决定，是要成为一个仁慈的霸主，还是离开欧元区。第一个方案是目前最好的。这意味着什么？简单的说，它需要两个与现在政策所追求的完全不同的新目标： ——在债务国和债权国之间建立一个或多或少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为政府债务融资。 ——名义增长目标在5％以上，这样欧洲就可以通过增长摆脱债务负担。这需要一个比现在欧洲央行所定2％的通货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