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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代的国.doc
商周时代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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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竞恒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通过对卜辞青铜器铭文等材料的收集与整理可以发现有众多关于国的相关内容。本文主要针对王献唐先生《山东古国考》中对国进行研究论述得出结论提出一些置疑,并在相关问题上进行分析,发现商周时代并非仅仅存在一个单系连续体族属系统的国。王先生考证结论关于山东地区存在一个从商代到春秋一脉传承姜姓国的观点值得再商讨。本文认为,商代的殷族侯国家随着商周之交仍存在于并非自古以来便存在于山东地区。山东半岛也并非自古便存在一个姜姓统治集团,而是从周代以来才逐渐形成的。
关键词:国、殷人族属、周人族属、姜姓商代的侯国家在殷墟康丁-文丁时代的卜辞中出现过“老侯”(《合集这个称谓。更晚的卜辞中有关于侯军事活动的记载:“癸未卜,在贞:王商末的封君箕子。宋郑樵《通志略》说:“子姓,箕子之国,商内诸侯……武王克商,改封箕子于朝鲜,其地后为晋邑。”(氏族略第二)这意味着封君箕子的国家位于商朝的王领土内,位置在山西省。晁福林先生根据殷墟二期墓葬出土《亚其觚》和其它一些带“其”字的礼器认为箕子的先世便已是受封的“亚其”。。实际上商代族铭中“其”、“”、“”、“箕”等国族名号或为一体的异体写法,为有着共同族源总之关系十分地密切,应当都位于商王内。段玉裁 不认同从“己”的训诂。后世有很多学者将“”读为“己”,如日本学者岛邦男就支持董作宾先生的观点,认为卜辞第五期中的“侯”与春秋时的“纪侯”是同一个侯国。因此在自绘的商代地图上将之划分到山东地区。认为“”就是“己”、“纪”国的这一观点曾十分流行,杨宽先生也认同此说,并认为“”自商代以来就是姜姓国。
这些观点将“”与“纪”之间的“己”作为联系,却没有注意到商代那些从“其”、支部韵的侯国与“”的联系。此外,也没有注意到周代“己”器与西周时有“亚”族徽器之间的根本差异。
李雪山根据在北京琉璃河一带出土的一些带“亚”族徽的器判断侯的封国在北京琉璃河一带。注意的是这些出土于北京地区与燕)侯”赏赐有关的器均属西周封燕之后的产物,因此不能证明商代侯国家的封国位置所以应当排除这种说法。王献唐先生将商代的国视为姜姓,并且将山东春秋姜姓器的族属与之视为一个连续整体,因此表示:“国不在安阳附近,殷亡以后,系式微,本国并未随之灭亡,仍然存在,它所存在的地方,我认为是山东东南部”。。
关于商代侯国家与周代姜侯国家之间的后文将详细讨论。如果证明这二者不是同一个国属--族系连续体的话,则商代的国便不可能在山东地区。可以注意的是,那些大量出土亚国徽器的墓葬全部都位于安阳地区。即使不能说明其/国家分于商王内,但至少说明商代国与商王族之间的关系紧密非同一般。商代礼器的族徽铭文中经常出现“亚”与“”或“侯”的合文。例如“”(《父乙簋》)、“亚侯”(《孝且丁》)、“亚中侯”(《母辛尊》)等。“亚”在商代是一种军事性的重要职称,“”则曾最早出现于武丁祖庚、甲时期的卜辞中,如“贞”(《南明》356,《续编》5.28等)可见曾是商王庭中的巫占神职人员。商王室对这位贞人的安全表示关心:“往来亡祸?”(《合集》4448)。 还拥有自己的军队:“至,在 ……来自师”(《后下》25.5),则可以推知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封邑。,显然是不正确的。
这种有“亚”族徽的分布从商到西周中前期都比较广泛,因此应视为 后代不断分化形成的旁大族群集体。联系到前面福林先生认为“亚其”是商末箕子的先世,可以将武丁时的视为其、、箕及后世所有带亚族徽的先世,国自然是亚族中的一支。。
这类亚族分化出的侯氏族国家徽铭例有如“亚其”、“亚”、“亚侯”等。从箕子作为商王族成员身份来看,这个庞大族群与商王族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甚至可能就是从商王族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因为商王族并不重视向心力聚合式的同姓分封,而往往是不断地分裂出独立性极强的新族,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是以殷之亡,仅有一微子以存商祀,而中原除宋以外,更无一子姓之国。”
《汉书·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透露出的信息是商周之交时商人族属的箕/其氏向北流动。这一史实也可以从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一件亚族青铜器得到证实。此外,《玄鸟壶》上并存的“玄鸟妇”与“亚”族徽(《西清》19.14-15)则提供了亚族与殷人“玄鸟生商”神话祖先创生母题之间的密切联系。
关于礼器中的日名问题。亚族的彝器上先公、先妣、父母称谓都使用日名,这是十分典型的殷人习俗,如“母辛”(《存上》24“祖丁”(《续存下》38)父(《续存上》.43)等。王先生为了把周代姜姓国与殷人亚国连接起来,便对日名解释为“姜姓在夏、商以前,早是一个庞大族类,不同于夏和商。它的日名、族徽礼俗,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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