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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寿与《三国志》评价的几个问题 　　摘 要：陈寿撰《三国志》，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部具有高度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名著，也使其本人跻身于著名历史学家之列。但该书问世后即因所持正统观及取材详略等颇受争议，甚而有人对其史德提出质疑。本文梳理了自晋迄清的有关资料，对陈寿的史德、《三国志》的详略、所持的正统观几个问题表达了笔者的看法。 　　关键词：陈寿 三国志 史德 史才 正统观 黄恩彤 　　公元265年，司马氏受禅于魏，随后灭蜀平吴，统一中国，建立晋朝，三足鼎立的魏蜀吴遂成历史。由蜀入晋的历史学者陈寿（233-297）作魏、蜀、吴《三国志》，深为时人推许。唐人房玄龄（579-648）等修撰的《晋书·陈寿传》记载：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汉武帝诏曰‘司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书’，使者得其遗书，言封禅事，天子异焉。臣等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1] 　　可知陈寿《三国志》写成后，先是在部分学者、高官中流传，并得到高度评价，司空张华（232-300）甚至以撰著《晋书》相期许；至其身后，《三国志》被朝廷录入禁中，列为前代国史，从而确定了他继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之后史学大家的地位。 　　但此书在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同时，也带来不少麻烦。今就历史上关于陈寿与《三国志》的几个问题试作梳理，并谈谈笔者的看法。 　　一、关于陈寿的史德 　　《三国志》在今天看来，固然是一部古史，但在当时，却是一部当代史，志中人物或尚有在世者，或本人不在世而其子孙正在位。书中褒贬，自然难以各称其意。于是便有一些谣诼流传开来，有的甚至被后人写入史传。同样是唐人所作的《晋书·陈寿传》里，就有这样的记载： 　　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或云”者，“有人说”也，无从考也。这些传言如能成立，则不仅陈寿之史德值得怀疑，《三国志》能否称为“信史”也颇成问题。 　　不过这些传言，已为擅于较真的清代学者们所发现，并试图加以辨正。 　　对于二丁该不该立传，乾隆时学者潘眉（1771-1841）在所著《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同时如徐幹、陈琳、阮瑀、应瑒、应璩、刘桢、吴质、邯郸淳、繁钦、路粹、杨修皆无传，益足证《晋史》之诬。”[2]潘眉之说先是立足于曹氏兄弟继嗣之争的是非，或不无偏颇，但他指出当时的文学之士均无传，二丁自无立传之由，则是有说服力的。 　　据现存史料来看，二丁均为文学之士，陈寿乃建安年间文学之士，所推重者为“七子”（因为曹丕当时即以“七子”名之），于其他文士则以“自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3]一笔带过，都没有专门立传，而二丁的行迹已见于《陈思王植传》中。因此，没有专为二丁立传，并没有不合情理之处。 　　其实，可以证明“索米”之虚妄的直接证据就在《陈思王植传》中。《陈思王植传》中明文记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4]。”要知道，曹丕所以袭封魏王（时在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后即对二丁痛下杀手，乃是因为他们要拥立曹植，废黜自己的太子之位，此所谓不共戴天之仇，尽诛其男口，意在斩草除根，不至留有孑遗。即或有之，亦必隐姓埋名，远遁天涯，老死他乡。岂能于三分归晋之后二丁还有儿子在世，并且公然现身于通都大邑，以至被陈寿“索米”呢？所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之说为不根之谈，即此可知。 　　当然，若按裴松之注引《魏略》，似乎曹丕所杀仅丁仪自身，并未灭门；但裴注所引《魏略》显然并非丁氏全传，因为引文对丁廙之死即无交代。裴注所引，在于补充二丁生平资料，并非驳正陈寿“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之说；换言之，对于二丁惨遭灭门，裴松之并无异议。 　　陈寿因“索米不得”而不为二丁立传的说法，最早见于晋人裴启的《裴子语林》[5]，该书属于小说家言，不经甄别，难以为据。《晋书》把这样的流言蜚语写入传记，显然是很不严肃的。 　　关于陈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