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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改发责任追究的思考 案件改发责任追究制，是近几年来人民法院提出的一项司法制度，尤其在法官职业化进程中，通过严格的改发案件责任追究，规范法官执法行为，增强法官责任感，提高执法水平，保障执法公正。但是，由于目前对案件改发责任追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尚未厘清，以致造成案件改发责任追究对象模糊、范围扩张、手段苛严、程序失范，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一审裁判公信力和司法权威性，影响了一审法官尤其基层法官的工作热情，抑制了一审法官的司法创新能力。基于此，本文拟就案件改发责任追究相关问题作些许探讨。一案件改发责任追究，是指上诉案件被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在被确认为错误裁判后，由原审案件承办法官承担的相应责任，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错案责任。实际上，实行案件改发责任追究，许多法院早就存在，但作为一项法官责任追究制度则滥觞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逐步在全国法院推开。199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1998年，最高法院在总结各级法院施行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度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下发了《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追究办法》)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1999年10月，最高法院颁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随后5年，以”公正与效率”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当代中国法院改革波澜壮阔，蓬勃展开。改革审判方式，加强制度建设，成为当代中国司法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最为活跃、效果较为显著的领域，其中，实行案件改发责任追究制度方兴未艾，并成为利用法院内部制度追究法官错误裁判责任的”主渠道”。然而，对案件改发责任是否应当追究，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至今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如果把这一制度放到法治社会的大背景下分析，我们将会看到它缺乏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于法治目标的实现，也是弊大于利，这一举措实在是找错了病因，弄错了药方”也有学者认为，该观点是学者们基于西方国家的法治环境、文化传统提出的，在西方国家不存在法官责任制，更不会有”错案责任的追究制”的法文化传统。不过，即使是反对错案追究制的学者，他们反对的只是片面地以”实体结果错误”为由进行错案追究，而对法官在审判过程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也认为应该予以追究。笔者认为，法官责任追究制是中华法系的独有特征。在我国目前特定的法制环境下，对二审改发后认定是错误裁判的，应当对”错误裁判制造者”进行责任追究。对此，《追究办法》对相关错案追究作了原则的规定。通过对二审案件改发责任追究，对增强审判人员的严肃执法意识和业务素质，保障司法公正，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追究办法》对错案责任追究规定得比较原则和模糊，尤其是二审改发后错案的界定不明，使得不同的法院对此认识不一，因而在执行中各行其是，影响了其效能的充分发挥。实践中，各法院能够直接依照《追究办法》追究错案责任的微乎其微，这并不是说没有错案，而是尚未达到《追究办法》追究的程度。为此，各地法院纷纷制订案件改发责任追究制，对一审上诉被二审改发并被确认为差错、瑕疵案件的，依照相关规定作出处理。从某种意义上说，现行的案件改发责任追究制度是对《追究办法》中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细化，增强其实践的可操作性。有了这个制度，就能够在二审案件改发后，对那些够不上《追究办法》追究”标准”、但确实存在差错、瑕疵的”错误裁判”进行责任追究。二然而，通过二审改发渠道确定的”错案”，不论是”错案”的定性、范围，还是”错案”责任的追究、追究程序等都较《追究办法》规定的”错案”有较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由于没有一套科学规范的案件改发责任追究制度，在实践中责任追究具有很大的不可操作性，各地法院对法官进行改发案件责任追究时，则普遍存在扩大追究范围、层层加码、法外施罚的情况，尤其是将案件改发指标纳入对法院、法官考评机制后，一些责任追究不合法、不公平、不合理，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以案件改发多少考评法官，容易挫伤一审法官的工作热情。俗话说：法官是刀尖上的舞者。现在基层法官普遍感到办案越来越难，压力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除了新类型的案件不断增加，法律关系日益复杂以外，不少法院正在实行的改发案件责任追究制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目前的”错案”主要依据仍然是改发的案件，尽管这些案件也许并不一定全部被认定为”错案”，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要作为”错案”来对待的，而且发现的”错案”的主要线索也就是这些案件。为了严格限制改发案件数，不少法院通过岗位目标责任制限制法官办”错案”，如果法官办了”错案”，轻则影响到他当年评先进，重则影响到他的晋升，规定”法官一年内办理两件错案就要待岗”……。显然，这种”错案责任追究制”，使得改判、发回重审制度的审级监督的价值被过分强调与放大。司法实践中，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