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与徽商经营管理之比较.doc

晋商与徽商经营管理之比较 文/刘鹏生 燕红忠 刘建生 晋商与徽商是明清时期最有影响、最具特色的两大地方商人群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涨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向来山西、徽歇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数卜户,蓄资以七八千万计”。嘉靖年间,严青的儿子严世藩曾与所厚屈指天下富豪,将资产百万以上的列为第一等,全国共17家,其中山西3姓徽州2姓”。史称全国“典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日晋商”“‘。然而,目前学术界缺乏对明清各地域商帮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于经营管理方面的比较几近空白。本文试图通过对晋商与徽商经营管理层面的简略比较,进而探讨地域文化在形成不同管理特色中的作用,以期引起学界的注意。 晋商与徽商在管理上的特色 我们知道.无论是晋商还是徽商,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加强对商业集团内部的控制,建立严密的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 晋商的管理层次一般由财东、掌柜阶层和一般管理人员(伙计、学徒等)三部分组成。一般商号均设二至三个掌柜构成商业运作核心。其中大掌柜是决策人物,负责处理号内重要事务,掌握人事安排、公积金运用、货物进出以及财务会计、营业管理等大权,特别是总号大掌柜(又称“当家的”)拥有较大的权威,代东家管理与控制整个商业的运营。二掌柜又称协理,负责处理号内日常事务、对外联络及安排每日饭谱。三掌柜也叫襄理或柜头,主要总管号内柜台业务，一般工作人员的职能主要有管帐、坐柜、栏柜台、跑外等,其中内事先生又称管帐先生,兼管文书、出纳及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的保管;柜员(伙计)经办具体业务事项;学徒的主要工作是侍候掌柜、协助柜员打杂和学习生意。 徽商的管理阶层一般分为商人、代理人、副手、掌计、店伙或雇工五个层次。徽商商人相当于晋商的财东,但他却集经营权、所有权于一身,直接参与经营管理代理人受商人的委托经营商业,从表面上看似乎相当于晋商的大掌柜,但他们多为族人充任,经营上相当独立。副手是商人的助手,常常由商人的直系亲属或较近亲属充任,其作用主要有三:一是充当商人与掌计之间的中间环节,起协调作用。二是充当商人耳目,使商人能“征贵贱运,睹若观火”,起参谋与监督作用三是联络官府,起应酬作用。掌计,即各店铺的管理人员,担负销售和采购业务,相当于晋商分号经理人员的职能,也多为族人充任店伙、雇工与晋商的伙计、学徒的职能基本相同,处理店中日常事务,但徽商这一角色也尽可能地用族人充当。 从以上晋商与徽商的管理层次,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相异的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资本来源不同。徽商管理层次中虽然出现了代理人这一角色,表面上看,他同晋商大掌柜极为相似,但实质上根本不同,他只是以集资形式借用商人资本(或族人的资本)独立经商。这一角色严格来说并不能归人徽商管理层面。如徽商江承封“为族人代理磋务,绝无染指,经营或拙,致亏货本,愿倾产以偿。族人信其无私,恒谅之。”可以看出,江承封充当的代理人角色实质上是借用族人的资本进行独立经商的商人,他不受出资者任何管理意义上的制约,赢亏也不直接对出资者负责。在实践中,有许多代理人外出经商而永不归来。如徽商孙处士“以礼让为政,疏戚无闲言,时通有无。无良者或负处士,籍第令再至,处士犹然办应之。近属某子甲贷二千络,负十年不责,终其身不见德,遇之不衰,族竞不贷……诸徒属服要束,各起千金,亡不人人德处士,处士日讨而训之:‘诸君勉矣,毋以盈害成””“l。又如“公字汝益,号玉泉、……宗人从叔贾,历年滋多,所没人即千络不营也客或为不平,叔视之如畴昔,日:‘彼非倍(背)我,直将利吾有而有之,彼果自封,则吾犹彼耳””’‘。“程森(清乾嘉间婆源人)……长兄贩木负债数百,既代偿,复给数百金于其子,以资贸易。”‘日‘由此可见、代理人与出资者只是一种松散的宗族内部的借贷关系或资助关系,并不具备经济意义上的代理关系)晋商之间的借贷或资助关系则并不限于家族内部,而是在同乡之间广泛进行LJ在早期的商业运营中他们更多的是通过同乡之间的“合伙”来筹集资本,据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记载:“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丐贷于人而道亡,贷业者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也，则斯人输少自、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为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 第二,管理者权限不同。徽商副手实际上在整个管理层中起着关键作用,分享了类似晋商大掌柜的权限。明嘉靖万历间鹜源人李世福,“及就外傅,辄目过成诵。时西泉公(世福父)志切素封,用是不获卒业〔)舍铅堑,从诸父贾于江宁。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