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启蒙向民间的转向》教学资料.docVIP

由启蒙向民间的转向：《边城》 陈思和 （选自陈思和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陈思和，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作协副主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一书中，陈先生带着我们进入了12部现当代文学名著，仔细领会作品的内在精细微妙之处，细细品位每一部作品的来源与肌理，质疑隐藏在作品中的缝隙，借此提供更多言说的可能性。该十五讲已成为细读和研究文本的范例。） 一、理想化的翠翠和理想化的“边城” 《边城》是沈从文最有特色的中篇小说，同时代的批评家李健吾（刘西渭）曾盛赞《边城》是“一部idyllic（田园诗的，牧歌的——引者）杰作。这里一切是谐和，光与影的适度配置，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里，一件艺术作品，正要叫人看不出是艺术的。一切准乎自然，而我们明白，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 1 ]他原本有以沅水为背景写《十城记》的设想，后来没有写成，《边城》独成绝唱。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当时叫北平）结婚，新居在西城达子营。这是一个小院落，正房三间外带一个小厢房，院子里有一棵枣树，一棵槐树，沈从文称它为一枣一槐庐。1933年秋，新居里来了一位年轻的客人就是巴金，两位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每天一起埋头写作，巴金就是在沈从文的书房里创作了《雷》和《电》的前半部分，而沈从文把书房让给朋友写作，自己则坐在院子里的槐树下，一笔一笔地写出了《记丁玲》和《边城》。都是文学史上的名作，风格如此不同，竟是这样诞生在这座小小的院落里。他们都写爱情故事，却写得完全不一样：一部是刀光剑影，血洒五步之内；一部却微波不兴，沉浸于古意的高远之美。但这两部小说在风格上都异常透明。《电》就像在黑暗社会里的一道道闪电，《边城》却如置身于阳光明媚的山溪边，都没有丝毫混浊气。也许，这与一枣一槐庐里弥漫着幸福与宁静的气氛有关吧。 有人说，《边城》是沈从文最幸福时候写的，他好不容易从乡下人爬到绅士，当了大学教授，又是新婚燕尔，他追求美与爱的理想都达到了，这样一个状态下面，沈从文写了应该是他最好的最美的作品；但也有人认为沈从文写《边城》，是在都市中挣扎数年感到非常疲惫的时候，他这才去想象一个美的世界来表达内心的追求。到底怎样，我们没有去问沈从文，但从这个作品里面，我们是可以寻出蛛丝马迹的[2]。沈从文最初写湘西世界，采用的不是《边城》这种写法。那时，他刚刚从部队里面或者从湘西比较边缘地区进入到城市，又进入到教育界，跟一些洋绅士们在一起生活共事，那个时候，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排斥现代都市的情绪，由于这种情绪支配了他的创作，他在描写湘西的生活场面时，经常是夸大湘西那个环境的恐怖色彩，或者所谓“血腥”，两个字在这里没有什么贬义的，他反过来觉得城市人都“失血”，我们今天说就是“贫血症”，城市人整天嘀嘀咕咕的，缺少一点血性，所以他要夸大湘西农村那种非现代的、野蛮的、粗暴的东西，通过这样一个血腥来冲击、刺激，甚至于摧毁城里人建筑起来的脆弱的审美文化。我想，这种审美理想的背后，有一种生命意识。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很久以前读沈从文一个小说《神巫之爱》，他写一个巫师在森林里住着，巫师的太太跟另外一个男人相好了，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在一个树下相会，那个巫师像猫头鹰一样地在边上发出了怪笑。因为这对恋人是在树下拥抱，到第二天，就发现他们已经抱在一起，有一根巨大的竹签从背后穿过去，把两个人都钉在一起。你看，这是一个非常血腥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种报复、复仇的故事，也有一种野蛮的意识，可是，读到这样的作品，你恰恰很震动，用沈从文的话说起来，就是“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3]，这种生活是那么有力，那么血腥，跟城市里面那种小恩小爱的、打打闹闹的生活，跟我们说的“小资情调”的恋爱方式就完全不同，那里就有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往往在沈从文的小说里很突出，他一方面写很多现代都市的市民生活，写所谓“失血”的故事，可是在湘西，他又写了很多血腥故事。 但奇怪的就是，当《边城》出现时，沈从文对湘西的整个认识变了。当然，沈从文的作品绝对不是给农民看，都是给都市人看的。就是说，他要给都市的读者提供一种湘西世界的想象图景。以前是你们这么文明，我非要很野蛮、很粗暴，作品中有一种很强的张力。到了《边城》，这种张力消失了。世俗上的种种成功，使得沈从文跟他所生活的环境、跟他的读者、跟他以前一直感到对抗的现代城市的生活之间巨大的对抗消失了。他逐渐被都市和主流文化所接纳，相互间的紧张感也削减，沈从文开始表现一个城市人非但能够接受，而且非常喜欢、非常向往的一个湘西。这种变化到底在艺术上有没有好处，是可以讨论的。但《边城》这个作品之所以后来被现代文学史接受、称颂，很大程度上因为都市人需要有这么一个寄托内心向往的理想空间。 沈从文这种超现实的寄托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