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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少年儿童游戏 第一节　我国儿童游戏的百年发展 儿童游戏在我国源远流长，有着久远的历史。我国古代儿童游戏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游戏与玩具、玩物相结合，如摔跤、拔河等角抵游戏；斗蟋蟀等斗戏；棋类戏；球类戏；弹弓、射箭等射类游戏；水戏：掩雀、捕蝉、捉蜻蜒、养蝈蝈等豢养类游戏；抖空竹、踩高跷、放风筝、陀螺、秋千、踢毽、竹马等杂类游戏；捉迷藏、过家家等嬉戏类游戏；吹戏；手戏和院戏等，以及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游戏。这些传统游戏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自由自主进行，富有生活情趣，多具地方特色，具有迷人的魅力。在整个20世纪中，游戏对我国儿童发生着久远的影响。 清朝末年，戊戌变法主张废除科举、兴学堂，由于新式学堂的兴办，游戏被列为学堂里的课程。康有为等主张儿童应多游戏，“让儿童玩耍不禁”。 1904年1月(清光绪二十九年十月)，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中，对蒙养院(学前教育)和小学的体育做了具体规定。蒙养院主要的教育方法为“游操、歌谣、谈话和手技”。游戏的目的是“使其心情愉快，身体健适安全，且养成爱众乐群之习”。小学堂每周三学时，其内容除设体操外，要“以有益游戏及运动，以舒展心思”。1906年清政府学部通令全国各省，省城师范附设的五个月毕业之体操专修科中，要设游戏教习。当时一批留学日本和英美归国的留学生，将外国游戏带回国内中小学校和幼稚园，并开设游戏课程。20世纪初在我国各地举办的学校运动会上，也有游戏表演的项目。1903年创办的湖北幼稚园、1905年创办的湖南蒙养园均设游戏科目。湖北幼稚园还设有游戏室、游戏场、游戏山、陈列图书玩具室等游戏场所。清朝末年，校园游戏已经成为蒙养院和学堂中的一种新时尚。 辛亥革命后，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很重视学生的体育及游戏，1912年他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主张高等小学除兵式体操之外设游戏。1912年教育部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在中小学“学校令”及施行规则中，提出小学校学生宜注重作战之游戏。后来由于教育科学的进步和新教育学说的流行，新鲜、活泼的田径、球类和游戏逐渐替代了以兵操为主的“体操科”。 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我国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儿童游戏活动和儿童游戏理论进一步发展。1920年，湖南省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毛泽东主张：要活动，要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早期青年运动领袖恽代英在《家庭教育论》中提出：“对小孩子来说，没有游戏，就没有教育。”我国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于1923年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进行幼儿教育的实验研究。他提出“儿童好游戏乃是天然的。近世教育利用这种活泼的本能，以发展儿童之个性与造就社会之良好分子。幼稚园教育，即根据游戏之本能”。1925年陈鹤琴在他出版的《家庭教育——怎样教小孩》一书中，把游戏教育法放在10种家庭教育方法的首位。1932年陈鹤琴与屠哲梅合编《儿童游戏新法》(儿童书局出版)。193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印出版的中小学《体育教授细目》，以美国和德国学校体育教材为蓝本，游戏占了小学中、低年级课程相当大的部分。1943年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幼稚园设置办法中规定，幼稚园要有游戏和自由活动的庭院，要有各种游戏运动器具和玩具。 1912年童子军在我国创建以后，随着童子军的逐渐普及，童于军的旗语、露营、结绳、叠罗汉表演等，都带有游戏的性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政府教育部门、列宁小学，以及少先队中央总部，都十分重视少年儿童的体育和游戏。1934年，少先队中央总部训练部编写了《少队游戏》和《少队体操》两本教材。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发行了由凌云编写的《体育游戏教材》。列宁小学和儿童团里经常举行游戏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由于义务教育的逐步普及和少年先锋队活动的活跃，儿童游戏活动蓬勃发展。由于当时全面向苏联学习，一批苏联儿童游戏书籍翻译成中文，苏联儿童游戏对我国有较大影响。1953年由北京市教育局组织编写了小学1-6年级的游戏教材，除了我国民间游戏外，大部分是从苏联小学的活动性游戏中选编或改编的。1956 年11月，上海第一师范学校附小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倪谷音首创了“少先队创造性游戏节”，年年举行，一直坚持至今。这一经验通过《辅导员》杂志的传播，对全国少先队游戏活动产生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跳皮筋游戏走进了全军和全国运动会的闭幕式团体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少先队夏令营的广泛举行， “夺红旗”“挖地雷”“找路标”“夜行军”“偷营”等军事游戏，成为夏令营中最受孩子们青睐的活动。 十年动乱中，游戏的生命“趣味性”，被作为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而遭受批判，儿童游戏活动惨遭摧残。 在新时期里，儿童游戏活动又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