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南京的宗教工作.docVIP

新时期南京的宗教工作 市民宗局 南京是一个多宗教的城市。我国的五种主要宗教在南京都有悠久的历史、特殊的传承关系、广泛的内外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南京的宗教工作根据党中央关于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稳妥地处理宗教问题，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中天主教、基督教界在建国初开展了反帝爱国运动，清除了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实行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自传、自治、自养）的正确方针，使天主教、基督教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变为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1951年9月1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南京市委关于宗教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学习南京进行基督教工作的经验。与此同时，南京的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也实行了民主改革，摆脱了反动阶级的控制和利用。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我市的宗教工作对南京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顺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文化大革命”中，南京的宗教工作遭受了严重挫折，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被肆意践踏，党的宗教政策被全盘否定。宗教工作被根本取消，市委统战部、市政府宗教处被撤销，全市宗教团体被迫停止活动，各宗教场所被占用，宗教界人士有的被遣散农村，有的集中学习和劳动，不少人受到不公正对待，宗教领域成为重灾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市宗教工作致力于纠正“文革”错误，拨乱反正，南京的宗教工作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三十年来全市宗教工作认真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宗教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工作成为我市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宗教工作：由艰难恢复到不断加强 “文革”前，南京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共有宗教活动场所18处，信教群众6万人。天主教南京教区、基督教全国“两会”驻宁办事处和金陵协和神学院，中国佛教协会金陵刻经处，以及省级各宗教团体都设在南京。此外，南京还有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众多的宗教组织、宗教界领袖人物和信教群众，使南京的宗教在国内有着重要的地位，也使“文革”后南京恢复宗教工作面临繁重而艰巨的任务。1978年7月和12月，中央统战部就恢复宗教工作两次召开座谈会并下发文件后，市委经过研究于1979年4月决定恢复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处。随后市佛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天主教爱国会、基督教“两会”也批准先后恢复活动。针对宗教界人士经过十年“文革”变化较大，宗教团体协助政府落实宗教政策、恢复宗教活动场所面临着任务繁重、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经市计划委员会批准，市宗教事务处专门成立了“南京市寺庙管理服务所”，招收了二十名集体编制的青年职工，安排到各宗教团体办公室工作。1981年市人民政府成立后，为了有利于尽快恢复宗教工作，3月13日决定将市民族宗教事务处升格为民族宗教事务局，成为全省省辖市中第一个行政级别为一级局的宗教工作机构。与此同时，市编制委员会给各宗教团体和基督教青年会办公室分别核定了行政编制和相应的职责；市宗教局还与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中国佛教协会商定，明确金陵刻经处由南京市代管并负责恢复工作。 1982年8月6日，南京市召开民族宗教工作会议，市委领导到会就贯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下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19号文件）精神，进行工作部署。在市委的领导下，经过市委统战部、市政府宗教工作部门的共同努力，全市宗教工作逐步得到恢复。到1982年末，全市有10处宗教活动场所对外开放，信徒有7万人。 1985年后随着党的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全市宗教逐渐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方面宗教信仰形成了较为宽松的环境，信教群众逐年以较高比例增加，另一方面，宗教事务的管理日渐不适应宗教发展的形势，一些农村基督教出现了不正常发展，自封传道人、私设聚会点大量出现，个别地区还发现了邪教组织和境外宗教组织来我市的渗透活动。市宗教局及时总结浦口区经验，全市聚会点按照定片、定点、定人要求，纳入经常管理，并协同公安部门开展了取缔邪教组织的专项活动，并对境外宗教组织的渗透活动进行了调查和抵制。1986年全国宗教局长会议肯定了南京的做法。 1990年12月，中央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分别作了重要讲话。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发［1991］6号文件）。1991年8月，市委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贯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决定加强对全市宗教工作的领导和加强区县宗教工作力量，各区县成立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与统战部合署办公。9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宗教工作会议向市级各部门和区县党政领导传达贯彻中央精神，市委主要领导在会上就全市宗教工作提出了要求，市政府分管市长进行了工作安排。 随着宗教对外交往逐步增多，以及处理宗教重大问题的难度增大，1999年市委召开常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