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审视窦娥之形象 汉语言文学论文【荐】.docVIP

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审视窦娥之形象 ［摘　要］窦娥不是封建孝女、节妇的典型，她是一个纯洁、善良、具有叛逆精神的弱者，一个符合当时社会标准的完美的人。本文以新历史主义的眼光，从窦娥的“节”与“孝”两方面进行阐述，以求窦娥之真实形象。 ［关键词］窦娥 贞节 孝顺 《窦娥冤》是关汉卿杂剧中最出色的作品。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认为它“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关于这篇作品的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它“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败的政治,异常强烈地表现了长期遭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剧中关汉卿着力描绘的窦娥形象是贞节和孝顺两个方面。窦娥出生在一个贫寒书生家庭,命运多舛。三岁时母亲去世。窦娥在高利贷的残酷盘剥下，七岁便被卖给蔡婆作童养媳，这是她一生悲剧的开始。接着由赛卢医的阴谋害命引出张驴儿父子的恃强霸占，以及桃杌的严刑逼供，草菅人命，一步步把窦娥推向悲剧的结局，也一步步突出了窦娥善良坚强的性格，窦娥这位弱女子不甘心现实的安排,对周围社会具有很强的抗争性,到关键时刻演变为刚强与贞烈,乃至不惜一死,为我国悲剧艺术提供了典范。窦娥的凛然气概令人赞叹不已，但从某些论者的话里话外看，窦娥虽死得激动人心，却未必“大义”，理由是窦娥“头脑里充满了贞节、孝顺等封建伦理观念”，“可称是封建社会的杰作——‘孝女’、‘节妇’的典型了。”如果照此逻辑推之，窦娥充其量不过是封建殉道者，而“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窦娥冤》自然也就有些愧色了。本文拟从窦娥的“节”与“孝”两方面做一番重新的梳理，以求窦娥之真实形象。 一、窦娥不是封建节妇典型 封建节妇的主要特征就是从一而终，有些论者常以窦娥在[天下乐]曲子中的三句唱词作为论据，大作窦娥“节妇”文章。这三句唱词是：“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其实这三句唱词不值得那样大作文章，因为它不是剧中的主要事件、主要情节和主要矛盾冲突，也不囊括主人公的整个思想性格，它只是主人公一时间的心理活动，尽管也能接触到一点人物跳动的脉搏。让我们看一看主人公产生这种心理活动的背景：婆婆外出讨债，家中只剩下她一人，她感到无限的孤独，回想起自己人生道路上的诸多不幸，不但觉得自己命运的悲苦，同时也思索着前边那未竟的人生之路如何走。背景就这么简单明了，其中“我将这服孝守”无非是表达了她对亡夫的追思之情。当时她的丈夫已亡化3个年头，“服孝将除了也”，但仍“服孝未满”，还处于居丧之时。她决心要将3年的“服孝”守满，3年后她会不会改嫁，我们实在没有必要操这个心，因为人生之路变化莫测。单凭决心为亡夫守丧3年就断言窦娥为“封建节妇”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要确定窦娥是不是“节妇”，就必须从与“节”相关的婚姻问题入手，即从“招赘”事件所展现的戏剧矛盾冲突来探索主人公窦娥形象特征，那才是有的放矢的谈论问题。其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必须思考，那就是窦娥应该不应该招张驴儿做“接脚丈夫”?窦娥责备蔡婆对张驴儿父子的许诺对不对?答案是极容易得出来的。关汉卿笔下的张驴儿父子不是司马相如、张君瑞般的形象，而是一对泼皮无赖。张驴儿父子在未见到窦娥之前，其恶德丑行不但昭然于观众、读者面前，而且通过蔡婆诉说，聪明的窦娥对张驴儿父子也自然会有所认识的：乘人之危逼婚，不会是好人。张驴儿闯进蔡家后，一见到窦娥就十分不规矩，放肆地调戏窦娥，露出了十足的流氓嘴睑。张驴儿父子不是好人，不应招这样的“接脚”丈夫，这不但是观众、读者的心声，也未必不是窦娥的潜台词。显然，在观众(或读者)与剧中人物之间是能够得到充分沟通的，这种沟通就是作品的艺术魅力所在。 “怎么能嫁给这种人?”我想古人今人都会有这种认同的，而绝不会说窦娥拒嫁张驴儿是“贞节”之类的封建伦理观念作怪吧。反对“招赘”张驴儿父子并不是因窦娥信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套封建伦理观念使然，窦娥是这样劝说婆婆的：“婆婆，这个怕不中么?你再寻思咱：俺家里又不是没饭吃，没有衣穿，又不是少欠钱债，被人家催逼不过；况你年纪高大，六十以外的人，怎生又招丈夫那?”从中可以看出，尽管窦娥提出的理由在今天看来不怎么充分，却有不少的道理。窦娥与大多数人一样，在她的心灵深处，仍然把吃饭穿衣放在生活中的首位，而不是“贞节”之类的。可见窦娥也并非什么特殊人物，说窦娥是封建社会的杰作——“节妇”的典型岂不冤哉?她不过是中国古代有起码生活欲望的活生生的一个普通妇女而已。蔡婆听不进窦娥的劝告，欲嫁的的念头犹存，留张驴儿父子在家中，以期待窦娥有朝一日“回心转意”。可是，窦娥对留张驴儿父子这件事是不满的：“婆婆也，我这寡妇人家，凡事也要避些嫌疑，怎好收留那张驴儿父子两个?非亲非眷的，一家儿同住，岂不惹外人谈议?”窦娥的担心、不满，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寡妇门前是非多”的俗语久已在中国广泛流传。可知，张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