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对中国影响.docVIP

浅谈法国大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读《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中是一件意义极其重大的事情，虽然对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的影响，可是一个世纪以后，却在中国掀起了惊涛大浪。本文将就法国大革命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 法国大革命正值中国历史上实际掌权最久的皇帝——乾隆在位时期，虽然法国大革命轰动一时，对十九世纪的欧美国家都产生了极大地影响，但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对这一影响世界的大革命没有丝毫的了解，中国就这样与这一大好的历史机缘擦肩而过。可若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就会发现这一切也实属历史的必然。大革命发生的时候在中国正是乾隆皇帝统治时期，这个以“十全武功”自称的皇帝此时正得意地统治着这个老朽的帝国。经过康雍乾三朝的文化高压以及诸多强化专制皇权的措施，整个朝野充满的是奴性与谄媚，整个国家也充斥着老气横秋的暮气，整个民族更是以天朝上国的臣民自居，妄自尊大。而当时的知识界也没有叫我们看到曙光，由于历经三朝的文字狱，加之皇权的淫威，当时的学人把精力放到了考据学上。清初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等人的经世致用思想到这时候已经荡然无存了，知识界被严重的桎梏着，整个思想界万马齐喑，沉闷已极。“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要期待十八世纪末叶的中国思想界同法国启蒙思想界产生共鸣，从而对法国大革命作出反应，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另外清政府还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进一步封锁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故而有关于大革命的消息即使传入国内，也很难在普通民众和知识界普遍传播的。可以说，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并未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丝毫的波澜。 中国知识界对法国大革命的关注实际上开始于十九世纪末。这一时期，中国内忧外患，经历着重大的变革，像维新派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都已经开始关注法国大革命，他们试图通过对西方的革命和改良的探索获得教益，作为他们变革中国的借鉴。这其中尤属谭嗣同“对法国大革命评价最高而个人气质又最接近于法国革命志士”，他在《仁学》一书中这样写道，“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夫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未为奇也。”再看看后来谭嗣同能够以身试法，甘为变法流血，正像大革命中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这正说明谭嗣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大革命的影响。 康梁二人虽然也对大革命有着不同程度了解，但此二人更大程度上并不赞同大革命的暴烈行动。康有为始终坚持他的君主立宪理论，以至后来的保皇主义的立场，认为中国只可改革，不可革命。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康有为对法国大革命恨之入骨，处处加以诋毁了。金重远教授在《民报和康有为有关法国革命的争论》一文中指出，在康有为看来，法国革命不过是给法国和欧洲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大动乱。这样的话，康有为就不可能看到大革命的积极因素。为此，章太炎专门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反驳康，而青年革命家、章太炎的弟子汪东也撰写《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和《法国革命史论》等文对康有为的观点进行批驳。而作为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也是排斥大革命的，但与老师不同的是，梁启超也有赞同大革命的一面。这首先在于梁启超并不反对社会变革，并且他看到了大革命的积极性所在。可他之所以排斥大革命，在于他看到人民在革命中被屠戮，大革命还使得党派纷争国家政局不稳，另外他看到法国在大革命后并没有实现民主共和。事实上，梁启超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他的观点立场是多变的，很多时候他自己也很矛盾。故而他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并不是一贯的，很多时候表现出前后不一。 可以说在戊戌变法后辛亥革命前这段时间里法国大革命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大热门话题，而保皇派和革命派关于大革命的思想论战对于宣传大革命中民主共和的思想史能够起到积极地作用的，并且可以召唤民众的革命情绪。不夸张的说，关于大革命的论战对于辛亥革命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宣传作用，并且革命派的胜利也更加促成了辛亥革命。 事实上，法国大革命对于辛亥革命有着直接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它所引发的论战对辛亥革命的宣传作用。在思想方面，像邹容、陈天华这样的年轻革命家都受大革命的影响很深。邹容在其《革命军》一书中高度赞扬了法国大革命，并且他自己还以“卢梭诸大哲”的后继者自居。同样，陈天华受卢梭《民约论》思想的影响很深，也非常推崇法国大革命。他在《狮子吼》中曾这样评论大革命：“当初法国暴君专制、贵族弄权，那情形和我现在中国差不多。……（卢梭）做了这一本《民约论》，不及数十年，法国遂连革了几次命，终成了一个民主国，都是受这《民约论》的赐哩。”而孙中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更深，“最早接受民权思想并且最先提出建立民主共和的奋斗目标，他从理论到实践都效法法国大革命”。另外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也是大力地宣传法国大革命的相关情况以及其思想宗旨。在纲领上，大革命同样对辛亥革命有着深刻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