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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制变迁 　　历代王朝中这些因素形形色色、错综交织，且不断发生着各种变异，呈现为不同格局。甲骨文和金文中一般情况是一人一官，那么也许有人就会用“早期特征”解释秦汉的官衔简练。南北朝的官僚迁转，有时就能看到各种官衔的此升彼降：某人迁某官步子过大了，就略降其另一衔号以资微调，以更精确地确认这位官僚的品级。古人札记记述，元明的官衔有多达200多字的。传统的等级与职类安排的演进，不仅体现在职能分工的日益细密上，还体现在权益分配、品位设置的日益复杂化上。 　　不过若把品位的复杂化仅仅看成一个线性进程，也未尽然。比如说，不妨认为周代官员都拥有两个基本官称，司马、司寇、右师、大史什么的当然应该看成职事；而被后儒称为“内爵”的卿、大夫、士序列，看来就有从属个人的“品位”意味了。《周礼》对某官用中大夫、下大夫还是用上士、中士、下士，都有明确规定。在世卿世禄的贵族制下，“内爵”等级首先取决于宗法身份，各色礼遇权益大都附丽于爵级。这种独立于官职的“内爵”，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品位分等。 　　秦汉用“若干石”禄秩来标志官僚等级，而禄秩有一个突出特点，它很大程度上是附丽于职位的：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做了太守你就是“二千石”，一旦解职，“二千石”就非你所有了。官员因故去职后朝廷并不为之保留既往官资，再仕之职低于原秩也不希罕。比如有位六百石县令，在辞官为父母服丧三年后，只谋到了一个百石的州从事。甚至三公的再仕官低于原职也不希罕。假如以前做过三公，那么做千石的尚书令时朝廷多少有些优待，可给予二千石的待遇，但仍达不到先前相当“万石”的级别；但如故官二千石者做了尚书令，就这点儿优待也没有了，只能依从新职的千石之秩。今人经常诟病职位能上不能下、级别能高不能低，秦汉却不是这样。这很有点职位分等的意思吧。也就是说，从先秦“内爵”到汉代禄秩，官制中的品位因素反倒一度趋于淡化。 　　论汉代官制：“从整个制度来看，与后世相比，冗官不多，而且每个官吏都担负非常具体的任务。……冗官少恐怕是官僚制发展的表现，但也是官僚制尚处于初期阶段的特点。”所谓“初期阶段的表现”，除了简单粗糙外还可做较积极的理解：官僚组织在初创时总是较为精干有效的；此后随时光推移，老化、腐化和贵族化因素便逐渐滋生积累，包括冗官充塞、品级繁复等等。秦汉等级管理的简单性中包含着草创的粗糙，但同时又是简练明快、富有新生朝气的；唐宋入流、进阶、磨勘、改官的复杂程序当然含有制度的进化，但过分的繁文缛节、繁琐细密，也反映王朝已须为官僚的特权分配穷思殚虑，这部分事务畸形膨胀开来了。 　　唐宋的散阶制，上承魏晋南北朝的制度余绪。由于士族门阀政治东风送暖，魏晋以来官制中的品位因素百花争艳。秦汉的领兵武职“将军”，很快就虚衔化为军阶。各种冗官、名号、荣衔的滋生如雨后春笋。散官大夫在汉代只是没有固定职事，却经常承担临时差使，魏晋以下则几乎就是冗散或荣衔。汉代加官本来具有的职能意义，在此期也明显淡化。南北朝时形成了东西省体制，两省文武散官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入仕初阶、迁转阶梯及用作加衔。此外秘书著作之官、东宫侍从及府官僚掾，也因优游无事、主要用于起家迁转而大为“品位化”了。在著名的九品中正制下，中正依门第而定品，士人在入仕之初甚至之前，就先已拥有了一种作为官资的“门品”了。相关的各种选例，包括清浊有别、士庶有别、文武有别、官吏有别，都具有强烈的品位性质。后代好些品位性设置，都是此期发展起来的，例如重文轻武之制、流内流外之制等等。唐代的文武散阶就来自南北朝的文散官和将军号，而且与东西省散官呈沿革关系。 　　由唐宋而明清时代，转折再度发生了。明代的散阶形似唐宋而实已变质：唐代是据门荫而授阶、据阶而授官，官职来自位阶，或说以“阶”为基准；明制却是据官而授阶的，有官职才有位阶，散阶通过入流和考满来授受，并依职事变动相应调整，如此而已。所以学者认为明代散阶仅是一种荣衔，不再有独立于官品。清代官员的等级待遇进一步向实际职务倾斜，散阶制继续淡化、简化，甚至混同于封赠，面目全非了。 　　由此可见，品位分等和品位性职类在历代并非直线前行，而是存在着起伏不平的波峰和波谷。周代的“内爵”可以视为最早的品位分等，汉代禄秩等级则显示了“附丽于职位”的鲜明特征；魏晋南北朝的“门品”等等制度，无疑是品位性安排和品位性官职的一个高峰，唐宋阶官承其余绪；明清时则又出现了向职位分等回归的趋势。 　　那些波峰和波谷不会无因而来，与各代官僚政治和官僚群体的性格变迁，肯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不能不涉及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的不同倾向性的问题了。学者认为，品位的分等是“以人为中心”的，它有助于保障官僚的稳定感，使其不致因职位变动而丧失“级别”；职位的分等则是“以事为中心”的，体现了相对科学性、民主性，保证了效率和同工同酬。早期历史文官制一般都呈品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