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亚共同体.docVIP

中国视角下的东亚共同体 摘 要：东亚共同体进程同已有经验与理论并不相符，但依然在各方努力下艰难推进，其中中国作用不可替代。积极参与东亚共同体进程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然选择。中国的积极参与不仅推动力了东亚共同体进程，也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在参与过程中，中国展示并提升了软实力，东亚共同体进程各机制已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主要舞台。 关键词：东亚共同体 中国作用 崛起 东亚共同体进程 悖论中的东亚共同体进程 东亚共同体进程是一个不同于已有经验与理论的“区域共同体”进程，长期以来不被看好。时至今日，各种版本的东亚共同体依然不符合规范意义上的“区域共同体”。一个规范的“区域共同体”首先应该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或“安全共同体”，它建立在共同的特性、共同的政治意识和共同的理解之上，拥有强烈的集体认同、完善的制度框架、长期的共同利益、善意的相互帮助和持久的相互信任，具有合法性和自主性的特征。显然，被纳入到东亚共同体进程的参与国相互之间关系还达不到上述要求，而各种版本的东亚共同体在最终目标上也不是实现上述要求。尽管如此，被视为一种虚幻愿景的“东亚共同体”依然在悖论中艰难前行。 东亚展望小组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及进程 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明确提出始自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向第五次东盟﹢中日韩（以下简称“10﹢3”）领导人会议提交的《东亚展望小组报告2001》。该报告提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是建立东亚共同体并确定了其主要目标，即区域和平、共同繁荣和人类进步。它将“东亚”视作“由国家构成的区域移向共有挑战、共同抱负和相似命运的、真诚的区域共同体”，并期待经济领域，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能够成为“综合的共同体建设进程的催化剂”，具体路径是逐步推动“10﹢3” 框架向东亚峰会演进。 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是迅速发展的东亚合作的结果。东亚合作的迅速发展始自1997年。当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暴露了东亚合作的严重不足，与IMF的苛刻要求和援助很不充分不同，中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的负责任做法和日本3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赢得了东盟的信任。1997年12月东亚国家首脑非正式会晤在吉隆坡举行，“10﹢3”（当时为9﹢3，柬埔寨尚未加入东盟）的合作模式因此形成。“10﹢3”的合作模式将东北亚大国与东盟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处理经济金融事务为中心，同时政治安全、社会文化合作不断跟进。该模式发展迅速，已发展为涉及到20个领域的57个不同层次的合作机制，大大促进了东亚合作。在“10﹢3”合作模式推动下，三个“10﹢1”合作发展迅速，中日韩合作也在跟进。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目标。随着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快速推进以及迅猛增长的中国实力在东南亚影响的增强，日本、韩国与东盟的“10﹢1”合作也取得重大进展。2008年4月，日本与东盟签署《日本——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05年，韩国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目前，三个“10﹢1”自贸区（东盟——中国、东盟——日本以及东盟——韩国）已基本建成。而且诞生于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清迈倡议》及其多边化在2008年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刺激下加速发展，东盟与中日韩就区域外汇储备库起始规模及各方出资比例已达成一致。 日本东亚共同体构想及进程 继东亚展望小组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之后，2002年和2009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和鸠山先后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小泉纯一郎认为“东亚共同体”应该是一个“共同行动和共同进步的共同体”，而“不应该是一个排他的实体”。他强调，东亚区域切实可行的合作将建立在与区域外国家的紧密合作关系的基础之上，尤其重视美国作用。他表示，日本会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在他看来,“东亚共同体”的成员除了东盟、中国、日本、韩国外，还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推行其“东亚共同体”过程中，小泉纯一郎明显冷落中国，强调价值外交。出于同中国争夺东亚地区合作主导权的需要，小泉纯一郎主张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纳入到“10﹢3”模式之中，即“10﹢3﹢3” （即“10﹢6”）模式。经协商，“10﹢6”模式的东亚峰会于2005年首次举行。东亚峰会的初衷是一个东亚领导人就共同关切的政治与经济问题进行对话的论坛，是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主渠道、实行务实合作主要机制“10﹢3”模式的补充。然而，在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的推动下，东亚峰会务实趋势愈来愈强，大有反超“10﹢3”模式的势头。 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构想认同小泉纯一郎的“10﹢6”模式，但淡化了对美国的依赖，强调日本的自主性。与前者冷落中国不同，鸠山重视中国作用，有同中国一道主导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打算。两位日本首相的东亚共同体构想都期待日本掌控“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都认识到“东亚共同体”建设需要长期的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