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宁元年买地券.doc

建宁元年买地券 北京师范大学文博馆藏。东汉，陶质，长方形，长16厘米，宽10(4厘米，厚4厘米。地券铭文：“□年，九人从山公买山一丘，于五风里□父马□将，直钱六十万，即日交毕，分置券一合，□大吉，立右，建宁元年二月朔，□□约备，当律令”；“建宁元年二月五风里番□寿墓”。建宁元年为东汉灵帝纪年，公元168年。这一买地券的内容较为完备，它不仅有购买时间、买卖人、所用钱数，还明晰地指出买来葬何人。这是一件较为成熟的买地券，书写内容是从当时社会上通行的买地契约移植来的，同生人买地契约无异。 买地券是中国古代以地契形式放置于墓葬中的一种迷信随葬品，又称“墓别”、“地券”等。买地券在墓葬中通常放置在墓室中，也有放在通道或近墓门之处的。关于随葬买地券的起源，吴天颖认为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汉初期的“薄土”随葬之俗。他认为买地券是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体系的产物，是土地私有制高度发展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曲折反映。封建土地私有制以及土地私有观念的高度发展，必然或迟或早地反映到存在于人们头脑里的茫茫冥世中来，人们不仅渴望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土地，而且期待死后继续占有土地，于是，汉代买地券就应运而生。此外汉魏时期,豪强庄园经济兴盛，土地私有和买卖非常盛行，人口迁移频繁，人们生前要买卖土地，死后也要买一块地作为永久居所，这也是仿生人地契为死者买地的买地券出现的一个因素。汉代买地券的发展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土地实物或模型——模仿真正土地契约的实用性较强的买地券——纯迷信用品的买地券等阶段。 买地券从东汉开始出现，一直延续至明清，历代都有，而且地域十分广泛，全国各地都基本上都有出土。买地券的出现和使用，就是由现实生活中的买地契演变而来的，它反映了当时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土地买卖的盛行。因为时代不同，买地券在使用材质上有所不同。东汉时买地券多仿简策的形制，刻在长条形的铅板上，也有少数买地券用玉板或陶板等。汉代买地券多用铅器，特别是东汉的镇墓铅人和买地券与日俱增，可能是与当时盛行的“黄白之术”及对铅的崇拜密切相关。东汉末年有“铁券丹书”的俗语，“铅券涂朱”应是当时的“铁券丹书”，是现实生活中土地买卖文书的一种形式。此外，铅的熔点较低，容易制作，颜色黑，质地适宜用朱色书写和镌刻，这或许也是东汉买地券多铅质的原因。从三国、西晋开始，买地券多刻在砖瓦上。据学者研究统计，出土六朝买地券的墓主生前职衔有大郎中、奋威将军诸暨都卿侯，立武都尉，司马，舍人立节都尉、前军参军事等名号，甚至还有一些无职的处士、白丁，如“大男黄浦”、“男子郑丑”、“处士徐林”、“男民秦僧猛”、“女民何靖”等等，没有一位是当时的名门望族。可见买地券作为明器在六朝主要是在中下层地主阶层流行，这和东晋南朝世家大族为标榜门第而兴起的砖石墓志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南朝到明清，除砖质买地券外，还常用石质，形制、大小和墓志相象，有的甚至象墓志一样还带有券盖，表现为一盒买地券。此外，新疆吐鲁番还曽经出土书于纸张上的唐代买地券，以及南宋时还有铁铸的买地券。根据南宋周密《癸辛杂识》记载，当时古人造墓都要用买地券随葬，地券用梓木制作，朱砂书字其上。建国后，南方一些地方就曽经出土过从南唐至明代各时期的木地券。当然，由于木地券容易朽烂，虽然宋代木地券远比砖石地券更加普遍，但保留下来的仍然以砖石地券为多。券文字数多寡悬殊，少者如东吴建衡二年（270年）徐林买地券仅刻40余字，而南朝徐副买地券长达493字，一般说来，券文是从早到晚呈渐增趋势。 从东汉至清代，买地券的内容和格式都在不断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差异性。历代买地券的文字一般从几十至二、三百字不等。五代至宋，有的买地券是一行顺书，一行倒书，较为特殊。东汉时，买地券的券文内容尙有实用地券文，显然是从当时社会上所通行的券约移植而来，但部分地券文也充满了迷信的内容。从南北朝至明清时，买地券的迷信色彩越来越浓，除极个别的买地券与当时真券无异外，迷信者占绝大多数。如地券文通常说墓主所用土地是从“后土”、“地夷王”等掌握土地之类的神灵那里买来的；并用“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北至玄武、南至朱雀”之类的虚词来说明墓主土地的四至；土地的价值通常总是“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等虚词；地券的见证人通常也是“东王公”、“西王母”等神话人物。为了使买地券在地下能产生其“法律效力”，不少地券文的结尾处常有“一如五帝使者女青诏书”之类的话。其目的是表示当墓主确立起对墓冢地的所有权之后，便可不受其他鬼神的侵犯，同时其冢地范围内的鬼神都归其奴役和管辖。这正是普遍使用买地券随葬及其千百年不衰的真正的原因所在。如1977年在四川薄江县东北乡干析村后蜀李才墓中出土一块买地券，券文如下：“维广政二十五年，岁在庚中，十二月乙酉朔，十八日壬寅，今有邛州蒲江县美充乡善通里设故亡人李才之灵，今用钱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