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履维艰的当代中国刑事辩护.doc

步履维艰的当代中国刑事辩护 新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颁布实施以后，许多人欢呼雀跃，以为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可以大显身手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了、控辩双方的地位平等了、法院居中裁判中立了，庭审方式由法官唱主角的纠问式改为以当事人为主的控辩式，法官“先查后审”、“先定后审”改为当庭举证、质证、认证，更有人以为刑事诉讼可以与通行的国际标准接轨了。但新的刑事诉讼法、刑法实施一年多来，与人们的期望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实际上是下降了。刑事辩护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多，律师的刑事辩护越来越难。办理刑事案件不但关卡多、收费少，而且风险大。律师因办理刑事案件而蒙难的案件直线上升，仅一年多，全国就有一百多个律师被抓被判。其罪名大都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伪证罪、包庇罪、受贿罪、贪污罪等等。律师身陷囹圄，不但损害了律师在公众中的形象，而且直接挫伤了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积极性。与此相应，在全国范围内，刑事案件律师的参与率下降，不到30％，（注：见1999年2月10日《检察日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有的律师事务所为了防范实际上防不胜防的风险，将不办理刑事案件作为一项纪律规定。著名律师田文昌曾感慨：“在中国现阶段做律师是最难的，比什么时候都难，比哪个国家都难。”（注：田文昌：《中国名律师辩护词代理词精选》，法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0页。 ）造成这种不正常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甚至是深层次的。 1.“左”的概念根深蒂固——“你是在为坏人开脱” 新中国建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律师制度基本上是空白。50年代初期的律师，不但人员少，而且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倒是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将律师冠以种种罪名，律师的辩护成为为阶级敌人和罪犯开脱而丧失立场的右派，有些仗义直言的大律师被送去劳改或劳教。种种的政治上的迫害，不但败坏了律师的声誉，而且也使一段时间内的律师制度荡然无存。到80年代初，律师制度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今天的律师制度与旧社会的讼师有着显而易见的巨大差异。但左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仍象磐石一样沉淀在一些司法工作人员的心中，怕纵不怕枉，只考虑打击，不考虑保护。许多人仍然将律师视为统治阶级的异已力量，似乎律师的辩护会动摇社会的统治基础，会妨碍国家同犯罪的斗争。只是将其作为政治上的需要，作为可有可无的一种摆设。在80年代的“严打”斗争中，为了取得“速战速决”的效果，一些地方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就作了许多限制。在“严打”开始时，主管律师的一位负责人竟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要求对重罪案犯取消辩护，尽管后来收回了这篇讲话，但他足以反映出对刑事辩护的曲解，其影响是多么深。哪些案件可以辩，哪些案件不能辩，定下了条条框框，使律师的刑事辩护形同虚设。 今天，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公开责备“律师就是为坏人开脱”的人已经不多，但一些人的思想深处，“被告即罪犯、罪犯即坏蛋”的思维定势影响深远，“有罪推定”的观念根深蒂固。我在一国内小有名气的文明看守所看到一条标语赫然写着：“看守所是违法犯罪分子的新生之地。”看守所明明是关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未决犯的临时羁押场所，进看守所的都是罪犯？对律师刑事辩护“是为坏人开脱”的基本评价并没有改变。 有些人责难律师的无罪辩护给司法机关设置了障碍，不利于被告人认罪服法，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于是，有人就建议：“要明文规定，对乱作无罪辩护，屡教不改的，吊销其律师执照。”（注：孙林森：《“无罪律师”何其多》，载于1999年1月20日《检察日报》。 ）在一些经济犯罪案件中，律师如果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当地的领导会给上级部门施加压力，如果判无罪，会影响当地的安定团结，会影响当地的反腐斗争的深入。律师居然成了破坏安定团结和反腐斗争的罪人。更有些人恶意丑化律师。一个当事人曾告诉我，她的丈夫因涉嫌诈骗罪被捕，侦查案件的警官让她去拿通知书，对她说，你不要请律师，律师都是骗子，怎么处理都是我们说了算。对这样的人，你要让其转变观念，是不太可能的，“律师替坏人说话”是他们对律师的唯一理解。在一些描写政法工作的电视剧中，政法干警都是一些有勇有谋、无私无畏的“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而律师是什么人呢？帮助当事人掩盖、歪曲事实真相，为罪犯进行各种包装；或者在法庭上口出狂言，或者为虎作伥，帮助犯罪嫌疑人从看守所脱逃，大都是反面人物。 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有权的人还没有意识到，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享有的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是好人独享的。匡扶正义、疾恶如仇，固然是社会公认的道德意识，是人类应有的良知。然而，作为一个律师，为被告人辩护，同样是一种责任，一种天职。无论是王张江姚“四人帮”、还是邓斌、陈希同等被告，尽管他们可能是人神共愤，但他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