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影响.docVIP

论侯景之乱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的影响 高敏 关于“侯景之乱”的起因与经过，史书记载甚详，后世之论侯景之乱者，亦多注重此二者，其间虽不无歧异之说，但已剩义不多。然而，对于“侯景之乱”给南朝后期社会历史造成的影响问题，却专题论述者无多。且对此问题的探讨，有赖于对南朝后期社会历史的全面考察，方可明其玄妙，探其原委，知其变异之由。正因为探讨这一问题有其难度，故长期以来惟有陈寅恪先生及朱大谓先生二人对此有过专题探讨。陈先生曾在其《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中的推论部分中说：“侯景之乱，不仅于南朝政治为巨变，并在江东社会上，亦为一划分时期之大事。”这一看法，实开认识侯景之乱对南朝社会历史的巨大影响之端。由于陈先生此文的重点是考证江南的民族问题，故对侯景之乱造成的巨大影响，仅提出了“岩穴村屯之豪长乃乘此役兴起，造成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关系之变动”这一个方面，而未论及其他方面。到八十年代，朱大谓先生进一步对侯景之乱给江南门阀世族地主的打击、少数民族豪首和庶民阶层兴起的影响作了论述。但是，就整个侯景之乱的影响而言，仍感有所缺漏。因思不揣浅陋，简约补论一、二，以就教于方家！ （一）促进了南朝兵户制的瓦解和募兵制、私兵制的兴起 所谓兵户制，是肇端于汉末、确立于三国和盛行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兵制的表现形式。其特征是官府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一部分居民作为专以当兵为职业的“兵户”，或称之为“士家”、“兵家”、“军户”和“营户”等，以之与一般编户齐民相区分，并为之另立不同于民籍的“兵籍”或“军籍”，使之世代相袭为兵，必须经过解除兵籍的手续，始得为平民。为了保证兵户的数量，兵户的子女互为婚配，连兵士的妻子在其丈夫死亡后也不能改嫁编户齐民，藉以保证户的自然繁殖率，即维持兵户本身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使这种制度得以延续。因此，这种兵制，在社会动荡不安、人口死亡与流动很大的汉末、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延续了几百年之久。但是，这种兵户制，从它开始出现的时候起，就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性：一是兵户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同兵士身份的不自由性和低微性之间的矛盾。由于有这一矛盾，以致引起兵户不乐为兵而不断逃亡和寻求解脱兵籍，从而使得兵户的减少量常常超过其自然繁殖率而导致兵户总量的绝对减少，进而引发兵源的枯竭问题，以致统治者不得不被迫改变把兵士家属集中居住为随军营居住，以提高自然繁殖率和加强防范以杜绝兵士逃亡的措施，并实行兵士分休制度，企图缓解这一矛盾。二是兵户总量的固定性与有限性同国家对兵户需要量的变动性与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战争频繁的时期是如此。由于这一矛盾的存在，就迫使统治者不得不以社会罪犯以及征发民丁去补充兵户。然而统治者千方百计补充兵户的数量，也无法抵消兵户逃亡、死亡、以兵户充赏赐和“送故”等等造成的兵户流失量；而且这样作的结果，更使兵户身份低微，从而更加导致国家的兵户向私家转移。因此，兵户制内部的两组矛盾的相互作用，即使统治者绞尽脑汁也无法根本解决，于是募兵与征兵的数量在日益增加之中，并逐步制度化，终于导致兵户制的瓦解。这就是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兵户制的大致状况与总的发展趋向。 正当兵户制日益走下坡路的时候，发生了“侯景之乱”。“侯景之乱”的发生和酿成大祸的原因之一，无疑是南朝兵户制日趋衰败而导致国家军事力量严重下降的结果；与此同时，通过“侯景之乱”，既极大限度地削弱了由国家兵户组成的军事力量；又为各地军府将领及地方长官更加乘机召募私兵和发展私人武装大开方便之门。侯景乱后，梁末和陈初的将领所拥有的私兵数量大为增加，以致将领们的私家部曲制就顺理成章地取代了国定兵户制。下面的一系列事实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梁书》卷五六《侯景传》云：“（侯）景既据寿春，遂怀反叛，属城居民，悉召募为军士，辄停责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将卒。”此事，《资治通鉴》系之于梁武帝太清二年二月条，这是侯景准备反叛而大举募兵，所募对象为寿春属城居民，故“辄停责市估及田租”，是对所募城内市民及附近农民的优待措施，同时也带有对募兵的赏格的性质。随后当侯景进逼建康时，又“募人奴降者悉免为民，……景皆厚抚以配军”[1]，这是召募奴隶以为兵。当肖衍死后，侯景“于是矫诏赦北人为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2]，这显然是募奴隶为兵。侯景初反，兵仅千人，及其包围和攻下建康，众至十万，在江南兵将不为侯景所用的情况下，这支庞大的军队，几乎全部是召募来的募兵。 各地纷纷起来反侯景的所谓“勤王”之兵以及趁机起来割据一方的豪酋，也同样利用募兵为自己效力。如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八月，侯景正式举兵反叛之时，以诛朱异为名，由于朱异时为中领军，为了对抗侯景，“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其众守大司马门”[3]。按中领军所统帅本为禁卫军，是典型的由国家世袭兵户组成的军队，此时为抵御侯景的需要，连这支禁卫军也募兵化了。禁卫军尚且如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