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功能主义之后.docVIP

14.1新功能主义之后：行动、文化和市民* 在本书的第一章，我描述了从正统的功能主义向改造之后的新功能主义的转变，而且我提出，后者已经在当代社会理论界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前面几章已经证明，到如今，在理论和研究程序两方面，新功能主义的著作已经大量涌现，它们对社会学领域内涉猎相当广泛的专题研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不过，我在第一章里也提到过，这里面有一个悖论。恰恰是因为这样的成功，使得新功能主义运动丧失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基础。现在，帕森斯成了一个“经典”理论家，也就是说，虽然他的理论可以继续充当传统的基础，但是它们却变得能以更加综合、折中和投机取巧的方式来使用。受帕森斯原创性理论的视域和雄心的激励，新功能主义一直专注于吸纳相互冲突的理论传统并发展出新的、更为综合的理论模式。虽然在这种努力中，“帕森斯的理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源泉，但实际上，他的理论并不比其他经典理论大师的主要贡献更为重要，同样它也不能遮蔽一些当代思想家的真知灼见。也许，正是现在，在“帕森斯”理论恢复了其地位之后，才有可能把他的理论跟其他的理论传统建设性地联接起来。在此过程中，超越理论的重建而走向理论的创新成为了要旨。在我自己的著作里面，有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在其中这种超越新功能主义的动向正在出现。 行动 帕森斯的理论贡献之一就在于打破了行动者的实体意义。他并没有把个体描述为外在于他们自身的“社会”的参与者，而是采取了一种分析的视角，认为行动者和社会跟我们肉眼所见的具体形象大不相同。它们实际上是由不同的层次、模式化的意义（文化系统）、心理需求（人格系统）以及对互动与制度的迫切要求（社会系统）组成的综合体。在早期，帕森斯就是利用这个三系统的模式，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现已为人熟知的微观与宏观的联系上。他相信，行动者并非个体本身，而是形式多样的经过社会化而进入角色关系并取得身份的文化模式的具体体现。同样，组织也跟韦伯所说的反主体性的“铁笼”截然不同，它们是社会化的动机和文化模式交互作用并形成依情境而定的特殊规范的场所，这些规范使得功能上不可或缺的角色能够彼此相互满足。 在我看来，这个“三系统模式”是对社会思想的一个永久性贡献。帕森斯恰当地用这种方式消解了实体的行动者。这种解构为主体性和客体性、自我和社会、文化和需求之间的相互贯通提供了渠道。实际上，在今天的社会科学议程中，这些洞见仍然有重要的意义。比如，当代女权主义对性别歧视总是要么解释成男性家长制权力的结果，要么解释为一种心理的扭曲，而很少提到在两性之间无疑都存在着的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在文化上的解释（参见布洛克1993年的评论，以及拉腊1998年的著作）。宏观社会学，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当代的，都总是把政治的、经济的甚至是文化的结构简单地视为权力的网络，把它们视为既非由意义也非由动机建构起来的组织，而是由于身体的接近和资源的充备而形成的组织（参见艾森斯塔德1989年的评论）。就文化研究来说，它也总是要么把文化当作在一定意义上“外在于”实体行动者的强制力，要么就依照福科的观点，把制度性权力的结构等同于文化知识的结构，并把作为独立力量的行动者排斥出去。 不过，现在已经很明显，这种解构并不能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创造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关联。尽管帕森斯提出了一个可信的贯通文化、社会和心理的一般模式，但他却没有给出此类行动的说明，亦即，他没有对具体、生动和鲜活的、在时间和空间中实践的行动者做出说明。帕森斯所创立的是一个解释行动之微观基础的强制性的宏观社会学理论；不过，在建构其理论的时候，他忽略了其中的互动所演化出来的秩序（罗尔斯，1987）。帕森斯建立其三系统理论，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这个时候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微观”革命尚在襁褓之中。因此，当革命在五十年代末发生的时候，他也没有修改他的理论。 微观理论家强调社会化的自我是行动理论必然的起点，而不是其结果。比如，布鲁默认为，行动者总是把他们自己当做一个客体。戈夫曼指出对价值的遵从不仅是社会化的结果，也是一种表意性选择：理想化为行动者赢得了信任和空间去建构他们需要的行动轨迹。同样，加芬克尔也关注内化的价值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问题，他相信由于行动者接受价值的存在并知道如何在实践中展现它们，因此价值变成了可操作的，并且变得很重要。霍曼斯也认为价值是一个常量，而变量只是交换的条件。个体正是把这些不同的资源带人了相互讨价还价的情境之中，突现的社会生活就是在这些情境中得以表现的。 对这些观点，帕森斯不会接受。他既不欣赏这些深刻的洞见，也不承认它们潜在的深远意义，这种抵触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在微观革命之后，宏大的社会理论就不得不有所改变。新的微观理论促进了宏观社会学理论新的重要发展。科林斯和吉登斯后期的观点就深受常人方法学和戈夫曼的影响。受语言行为理论的影响并吸收了生活世界（Leb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