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休闲消费前瞻.docVIP

中国未来休闲消费前瞻-----以城镇居民为例 一、休闲消费行为和研究主体 休闲消费行为,是指居民在理解休闲功能价值的基础上,根据自身需要和条件,寻求、购买和使用休闲用品、劳务或服务的过程。休闲消费行为过程既是休闲消费主体的思维、心理过程,也是不断采取行动、产生方案、解决问题的过程。目前,我国居民休闲消费行为具有较为显著的城乡分割性。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以及农村的市场风险和气候因素等大量不确定性的存在,导致农村居民在安排休闲等非基本消费时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目前,农村居民无论是休闲消费水平还是休闲质量都与城镇居民存在较大差距。以旅游消费为例,根据国家旅游局与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实施的国内旅游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出游率为110. 2%,国内旅游出游人数为3. 74亿人次,国内旅游出游花费为2651. 68亿元,游客每次出游人均花费为708. 3元/人次。而农村居民国内旅游人数为4. 10亿人次,出游率为44. 2%,出游人均花费212. 7元/人次,国内旅游花费为870. 69亿元。[2](P301)尽管农村居民旅游人次比城镇居民多3600万,但农村居民2001年的国内旅游花费不到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由于城镇居民休闲频率、休闲花费和休闲质量高于农村居民,因此,就目前而言,研究城镇居民的休闲消费行为更具紧迫性与可预测性。 二、历史回顾：不同阶段中国城镇居民的休闲消费行为--外部环境与内在因表现 (一)1979-1991年的双重体制 1979-1991年,中国开展了由中央政府倡导和控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由于采取了逐步渐进的改革方式,因此在这段时间内存在新旧体制交替并存、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的双重经济体制,中国城镇居民的休闲消费行为在这个大的制度背景下,具有以下外部环境: 1　休闲消费主体选择缺乏自由 具体表现为:休闲消费品短缺,有些休闲品由于种种原因消费者无法接触到。例如, 1988年,我国政府才批准同朝鲜开展边境游,此后逐渐扩大到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缅甸、越南等国家; 1990年,我国政府才陆续批准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等国家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在这之前,即使消费者有钱有闲,也没有出境旅游的可能。至于国内旅游,我国在这一阶段采取的是“不提倡、不反对”的方针,旅游等休闲产品主要面向国际旅游者,国内旅游者面对的是休闲品短缺的环境。 2　休闲消费品价格逐渐放开 1978年以后,国家逐步取消了价格管制,但消费者还无法完全自由地在休闲市场上选择价格合适的消费品。原因在于旅游等休闲品供给短缺,买方休闲市场尚未形成,饭店价格、景点价格、旅行社价格大多居高不下。 3　收入约束是现期即时的,时间约束是隐性的 新古典经济理论暗含着这样一个假设:消费者不受流动约束限制,可以跨时计划消费。然而在1979年到1991年这段时间,该假设显然不成立。虽然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已有了普遍提高,但由于持有的金融资产很少,休闲消费主体的收入约束呈刚性而且即时。同时,由于消费者的收入较低,除满足基本需要外所剩不多,因而时间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作为资源的意义,休闲消费的时间约束是隐性的。 4　未来的不确定性较小 在双重体制下,城镇居民的就业是有保障的,养老、教育、医疗等是由国家统包的。因此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关的不确定性,在当时是基本不存在的。 在这一阶段,休闲消费主体的内在因素表现为: 4.1 休闲消费主体理性化程度偏低　 受种种外部环境的约束,再加上收入差距不大,导致休闲消费主体只见眼前的现期收入, 缺乏风险意识和风险预期。换言之,休闲消费主体是近视的、原始的凯恩斯意义上的消费者,其理性化程度低下。 4.2　追求现期效用最大化　 双重体制下的休闲消费主体由于金融资产极少、收入水平较低、消费选择自由度较小,而且收入约束是现期即时的,因此,其追求的主要是现期效用最大化,这与新古典理论框架的跨时预算约束下的消费者追求跨时效用最大化是有较大差距的。 4.3　无风险预期　在双重体制下,住房福利、包就业、包退休等制度使城镇居民形成了对国家的强烈依赖心理,休闲消费主体基本无风险预期。总之,在双重体制下,由于国家提供了低风险预期,城镇居民收入快速增加,因此,这一时期城镇居民逐渐把休闲纳入消费视野。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为112. 26元,占当年全部消费支出的8. 78%。但休闲消费在城镇居民分类消费中的排位还是比较靠后。同时,城镇居民的休闲消费基本上属于供给约束型,休闲消费量、休闲消费结构和休闲消费方式也呈现高度的一致性。 (二)1992-1999年底的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整个改革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