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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王伐纣解析国家信仰与精神的必要性 长春工业大学 马志刚 摘要：在信仰与精神上长久不懈的准备是周灭商的必要前提。利用商国的信仰与精神空白，使其中坚力思想多元化，进一步瓦解其统治，为植入周国信仰作准备．“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瓦解基层人民的国家信仰 关键词：信仰 精神 孔子 建立 消失 公元前1122年，做了34年君王的商纣自焚国灭。后人多斥其残暴昏乱以至于国家调蔽，仿佛一事无成。然看司马迁的《殷本记》却可知其才能不乏：“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心饰非；矜人臣之能，高天下声，以为皆出已之下。”这样一个才学敏捷的人又怎能国灭身亡呢？不由想起韩非子的一句话：“亡国之臣似忠，亡国之主似智。”其根本不在于统治的技术手段及其运用，也不在于个别人物能力的高下。而在于能否认清统治的基础是什么，如果本末倒置，将个人统治能力与意愿覆盖国家信仰与制度之上，必以强暴巧佞固其位。其结果是奸邪当道，国德迷乱，使上下基于国德的信仰失去发源。无信仰凝聚、支持的国家，不论其形式上有多强大，实际上离分崩是不远的了。由此可初见，国家政治德性是国家信仰存在、发展的基础。国家信仰又是国家存在与发展的动力与保障。孔子曾经论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众星如信，信成民立。为此孔子在回答子贡问政时讲：“足失，食，民信之矣。”，“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一、在信仰与精神上长久不懈的准备是周灭商的必要前提 国家信仰与精神的确立、消亡都是渐进的、长时期的，只有在形成以后才能发现其生成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或是不可挽回的。此可由周文王与商纣王前期的政治准备看出端倪。 商结在位三十多年，初期也是好的，其错误也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在日积月累、点滴琐碎中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接近了能够不断满足其欲望的不良之徒。他们合在一起，逐步消磨、腐蚀了自身的同时，也消磨了以其代表的国家信仰，最终使国家迷茫无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构成国家的基本分子——国民的信仰与精神在统治阶级的错误之下产生混乱，价值观念错位。上下错误的相互影响会从根本上错解国家信仰与精神，进而使国家的运行走上错误的道路。与其相反的是周文王在统治的过程中注重政德的培养及其性质的正误，进而成功的塑造了国家信仰，树立了清明的政治形象。国民在这样信仰的感召下紧紧团结在中央政权之下，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国外的优秀人才。在多方面共同的努力下，使国家更加强盛，其形成的国家信仰与精神更具吸引力。以上可以由两个事例佐证。 商纣王有了成绩以后，逐步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身边谗佞的人点点的多了起来，从点滴琐碎上诱惑纣王，对小错误不以为然，不加改正，最终积重难返。一次纣王的叔父看到他用象牙筷子吃饭，非常忧虑的说道：“用象牙筷子吃饭的人不会用陶土做的碗来盛饭，金银做的碗是不会来盛粗粮的而会盛象鼻这样的美食，吃的好了，就会要求穿的好，穿的好就会要求住的好……，这样下去，全天下的人都不能满足他一个人的欲望。” 与商纣相反的，是周文王敬老、慈少，振养天下鳏寡孤独，礼下贤者。使散宜生、姜尚这样的人才皆弃其国而归周。在与这些人才的共同努力下，政治清明、国力强盛，形成的感召力至始临界国家的百姓要跑到周国打官司。这些点滴事件的融合，使得天下诸候认为“西伯盖受命之君。” 商纣与周文王治国的出发点、目的的不同，形成了不同性质的国家信仰与精神，在此支配下，走了不同的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商纣以国家为私有，故以强权治其国，以苛法护其治。这使得国民皆以私利为首要，为了维护其私利钻空子、依权贵，使国法名存实亡。而文王不以国家为私有，以为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修养合于人民利益的政治德行，合于时事国情的推行其政治主张。逐步形成了凝聚全民的精神与信仰基础，使全民不仅能积极主动而且能够自觉要求自己的思想与言行。使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合为一体。二者出于不同目的的政治行为所形成的政治结局，正如孔子所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勉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正因如此，两国综合力量与国际支持度此消彼涨，同时，也为后来周武王伐商纣提供了鲜明、正义的政治口号。如武王牧野之战前动员道：“……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国家，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捕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今发维共行天之罚……”。 二、利用商国的信仰与精神空白，使其中坚力思想多元化，进一步瓦解其统治，为植入周国信仰作准备． 周武王在消灭商纣之后，做了几件影响深远的政治工作，彻底摧毁了商国人的国家信仰与精神，从根本上巩固了周国的胜利成果。一是“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但附加条件却是“武王以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存亡继绝是古代帝王向天下人示其仁德的重要政治手段，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