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苗长虹 王兵).docVIP

文化转向: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苗长虹 王兵）1　引言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经济地理学在对“计量革命”的反思与批判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开始在经济地理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分析方法开始受到严峻挑战，其影响渐趋下降，其研究内容、概念和方法也被重新审视[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快，7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凸现。由此，人们开始反思社会发展的模式，并逐渐认识到，非经济因素（社会、文化与制度等）尤其是文化因素在经济活动的动力机制及空间特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进而，人们开始希冀通过发挥文化的作用来抵消种种负面影响。同时，由于种族、性别等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深入，也促使西方经济地理学者关注有关文化问题。于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文化转向便因此成为西方经济地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和研究热点，其研究领域涉及到高技术研发地(high-tech RD workplace)[2]、劳工市场[3]、乡村[4]、企业[5]等多个方面。虽然经济活动仍是当今经济地理研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已成为新的研究焦点。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过去十年来激进学术文献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由经济向文化的转移[6]”，“文化和许多与其相关的思想已经成为主要的研究论题和最有活力的知识源泉，在某种程度上，它引导我们改写对现代世界中生活的理解[7]。”Crang认为，文化转向体现并且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地理学自身的重构，明显地成为学术界内外关注的对象，在学术界内，文化研究成为主要的跨学科领域；在学术界外，文化也突然间变得无处不在[1,8]。Thrift甚至认为，文化转向在某种意义上挽救了经济地理学，把它从垂死的、令人厌烦的处境中拯救出来[9]。本文的目的，是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并得到快速发展的西方经济地理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做一简要的归纳和介绍，并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地理学有关“文化转向”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经济地理学开展“文化转向”研究的一些建议。　　　　2　经济地理学中的文化与文化转向　　文化转向在经济地理研究中的崛起，引起了什么是“文化与文化转向”的讨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等，均从各自学科的视角，对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有关文化的定义，非常繁杂多样，以至于英国人类学家Williams感叹：“文化是英语中最难理解的两三个词汇中的一个[10]”。但文化的内涵及构成是单一学科所无法涵盖的，它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包容体。Tylor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1]。”Kroeber和Kluckhohn认为：“文化是通过符号而获得、并通过符号而传播的行为模型，这类模型有显型的和隐型的；其符号也像人工制品一样体现了人类的成就；在历史上形成和选择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文化系统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进一步行动的制约因素[12]。”　　在西方经济地理学界，对文化转向的理解及反应也取决于对文化的定义。Crang认为，这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把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种属”特性(a generic facet)，而这与人类使世界有“意义”的能力紧密相联。因此，这种文化转向包含着经济地理学如何认真对待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二是强调文化的“差异”特性，用它们来标示和帮助构造具有不同意义和价值体系的社会群体。因此，这种文化转向包含着经济地理学如何分析多元文化同经济行为及规制之间的相互关系。Crang自己则倾向于接受第一种定义，但同时认为，必须是把文化更多的看作是参与的过程，而不仅仅看作是人类拥有的东西[1]。正如Friedman所提出的：“文化和我们对世界的“意义图象”(our maps of meaning)并非是我们寻求掌握的经文或密码(a text or hidden code)，它们是意义实践(practice of meaning)的相对不稳定的产物，也是多元化的、特定社会情形构成之下的特征行为(multiple and socially situated acts of attribution)的相对不稳定的产物[13]。”　　文化转向在研究中日渐兴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地理学者对此的解释也多种多样，其中以下三种解释也许最具代表性。Crang认为，在过去的10年里，对当代经济转变而产生的复杂的地理现象的解释出现了困难，特别是对一些“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宣称的“新”的资本主义时空的解释出现了困难，由此引导经济地理学者进入